:: 首頁 還我祖靈 歷史篇 賽夏族「南庄抗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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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夏族「南庄抗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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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傅琪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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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夏族是居住於新竹苗栗一帶山腳地區的「蕃人」,人口少,土地面積小,生活以狩獵為主、農業為副【註1】。因與竹東的泰雅族接鄰,而有通婚的姻戚關係。竹南大湖的賽夏族,又與漢人,特別是客家人,時常接觸,故也有原為平埔族一支的說法。所以清代稱他們為「南庄化番」或「合番」,以與內山的「生番」有所區別【註2】。所謂「化蕃」,是指文化程度介於「熟蕃」與「生蕃」之間。賽夏族抗日事件的主謀為南獅里興社頭目日阿拐,據說他是漢人子弟,只因被「蕃人」養育而入「蕃」籍【註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纂的「理蕃誌稿」第一編,賽夏族為主體的抗日事件是「討伐南庄蕃」事件,其記載如下:

  一九○二年七月,討伐新竹廳下的南庄支廳管轄內蕃人(賽夏族),當初,在該蕃地的南獅里興社,有一頭目稱日阿拐,從所在地製腦者取得山工銀(依灶數支給的和蕃費),累積數萬金,役使漢人開墾水田,擁有佃戶數十,稱雄於蕃界的一角。旋因該地方有人企圖開墾山場而使其不滿,且製腦者之中有人怠納山工銀而使其憤怒,決然起來燒卻南庄街,欲驅逐當地居民及製腦者。於是糾合招來附近的各蕃族(賽夏族和泰雅族),及潛伏桃仔園、新竹、苗栗三廳之下的匪徒殘黨。七月六日忽然襲擊並包圍南庄支廳。在事發的前一天,因該地方有不穩的傳說,派遣新竹守備的一中隊及警察官若干,得以援助其急。按著有步兵二中隊及砲兵若干到來增援。經討伐五旬,至八月始平定之(其後,日阿拐逃亡病死,殘徒的凶惡者數十人加以殺戮,其他餘族完全喪失反抗氣力,而悉納槍器給官方,進入隘線之內,從事農耕)。隨著該廳下的北埔支應管轄內蕃人大隘社,及樹圯林支龐管轄內蕃人畢萊社,也都各奉官命,於翌一九○三年一月,將槍器納官。至此,賽夏族之亂全部掃蕩平定【註4】。

  以上的記載,雖然是從日本統治者的立場敘述,但是也提供了多方面的線索,值得加以深入探討。

  首先,可以發現南獅里與社頭目日阿拐,是非常富有的「蕃人」,跟一般所想像的貧窮落後的野蠻人完全不同。他收漢人製腦業者所納的「山工銀」,積蓄成數萬金,又擁有漢人佃戶數十戶,從事開墾水田,而收其租金。他有錢又有勢,有聰明過人的埋財能力,算是非常不簡單的「蕃人」,可與漢人大地主或豪族匹敵。

  南庄的賽夏族之中,另外還有像日阿拐那樣有資產的「蕃人」。這些「蕃人」,不是光收租金享受的游手好閒之輩,而是吸收知識,自己去主持樟腦事業,懂得去爭取更多的利潤,對有利益的生產事業是不甘落後,具有一種企業家精神的「蕃人」。根據「專賣制施行前的製腦許可表」,南庄地區的特許專利者中,有三名「蕃人」被臺灣總督府特許從事製腦事業。其中日阿拐,在竹南一堡獅里興聯興庄,設灶一四○、大鍋八三個、小鍋一二九七個;獅頭驛的張有准,在竹南一堡獅頭驛,設灶十一、大小鍋三○二個、獅里興庄的絲大尾,在竹南一堡獅里興,設灶一九五、大鍋一六五個、小鍋三○四個。此三人都是在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獲得特許,其許可期限至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一日,為期三年【註5】。其中,日阿拐和絲大尾,是南庄賽夏族的代表人物。

  臺灣總督府當時決定准許「蕃人」從事製腦業,是基於一種政策性的考慮。這是延續清代「蕃人」使用土地和地上產物時的「舊慣」,以「民木」的名義准許「蕃人」砍伐,即准「蕃人」對私有的樟樹採伐製造樟腦,而與一般漢人對「官木」獲准特許專利不同。一八九六年九月,南庄撫墾署長水間良輔給民政局長水野遵的報告說:臺灣總督府的「蕃地」為國有地政策,一時難以貫徹實施,對「蕃人」仍依照舊慣,其既得權益暫時採取保留措施,亦即對既墾的田園,仍承認為「蕃人」的「私有地」,對未墾的林野,依照部落人口多寡,把部分林野劃為部落的「共有地」,至於頭目所申請的製腦業,則以「民木」的名義處理,准許其製造樟腦【註6】。

  民政局長水野遵接獲下層的請示後,並沒有直接的回答問題,但為了在不損害「蕃地」為國有地的原則下,圓滿解決南庄「蕃人」案,該局於九月十七日以「秘密訓令」通知各撫墾署長如次:
  關於民木製腦案, 如有申請民木製腦者,凡該當下列各項之一者,以民木論:
  一、具有民有之證據文件完整者。
  二、在有樹木種植或森林養護事跡之土地,其植樹者或養護者之情況明瞭者
    。
  三、在其他事實上,所有者的事跡明瞭者【註7】。

  南庄撫墾署長鑑於南庄「蕃人」早在清光緒十二、三年(一八八六、七年)間即受大嵙崁撫墾局的招撫歸化,改習漢俗,並且也有清廷官方發給的「墾單」,從事誘導「生蕃」務農,並且也自勉開墾而積蓄資產,故把南庄「蕃人」看成「熟蕃」,向決策當局建議承認其土地「私有權」。但是水野民政局長,對南庄撫墾署長的建議,並沒有做任何肯定的答覆,僅以「民木」的形式通告,只承認「蕃人」對樟樹有種植和養護的效能,並不承認南庄「蕃人」對那塊土地有「私有權」。換言之,水野民政局長在將「蕃人」傳統所有的土地轉變為日本國有土地的過渡時期,很巧妙地以「民木」處理,僅承認那土地的「地上權」,即樹木的私有權而已。南庄「蕃人」本來就對土地有強烈的所有權觀念。這對臺灣總督府認定「蕃地」為國有地的政策,構成障礙,而且非剷除不可,但在過渡時期,手段暫緩,以「民木」看待。

  據上述「理蕃誌稿」記載,日阿拐不滿有人擅自侵佔「山場」,從事開墾,又有些製腦業者怠納「山工銀」,因此他才憤而決定起事。由文中所述可以推斷,臺灣總督府當局不承認日阿拐的土地所有權,所以使用「山場」這種形容原野山林的詞彙,而不使用「私有地」、「土地」或「佔有地」等詞。『理蕃誌稿』的記錄實際表明了統治者的立場和政策。再說投入日阿拐起事行列的,除了賽夏族以外,還有泰雅族和漢人。泰雅族被認為是兇悍的「生蕃」,與賽夏族有姻族關係,參加起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漢人是依照舊慣納「山工銀」,照理說與日阿拐利益相反【註8】,為什麼也加入日阿拐的起事呢?還有賽夏族的另外一個有勢力者絲大尾,為什麼不參加日阿拐的起事?

  就事件性質言,很明顯地這是一次「蕃人」和漢人聯合起來發動的抗日行動。「蕃人」和漢人站在同一條利益陣線上,抵抗日本的經濟侵略。至於不加入抗日行列者,早已被日本當局懷柔「撫育」,成為日本臺灣總督府推行「理蕃」政策的「爪牙」了。

  賽夏族的抗日,是起因於日本國家權力,剝奪其樟腦製造權。
  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在南庄成立了「南庄腦業組合」,日本人稱「行會」或「工會」為「組合」。按著三月二十四日,日本興業會社小川真一,得絲大尾的轉讓,而在竹南一堡獅里興社的小東河地方,設灶一八個【註9】。這是日本人在南庄開辦樟腦製造業之始。到了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興業會社退出製腦業,名義變更為松田時馬所有【註10】。不過松田時馬接到此製腦專利權時,期限快要屆滿,而於該年十二月一日,與其他南庄地區的製腦專利業者日阿拐、絲大尾等同時被廢止【註11】。但是根據「專賣制施行後的製腦許可表」,松田時馬又與五人合股用同一名義,繼續從事樟腦製造業。從一九○○年一月至十二月設灶五○○【註12】,其製腦地,除了從日本興業會社繼承里興社小東河以外,還包括從前日阿拐的製腦地獅里興社大楠、小楠、八卦力、石壁下,張有准的獅頭驛,絲大尾的獅里興社爐慢窟,甚至更擴大領域到大東河上流、風尾東西、鹿場社【註13】。

  松田時馬從一九○○年一月後的製腦地,即獅里興社、獅頭驛社、大東河社、鹿場社等地,都是樟樹密集地區,特別是日阿拐從前製腦的地方為樟樹最多的好產地。從前日阿拐擁有的灶數不如絲大尾,但是日阿拐的生產能力比絲大尾多出一倍。絲大尾生產樟腦一六、四四○斤,樟腦油二一、四四五斤;而日阿拐生產樟腦三四、一九五斤,樟腦油一、四一四斤【註14】。

  松田把最好的產地納入自己的生產地之後,再申請增設四○○灶,合計設灶九○○【註15】,大力生產樟腦。在日阿拐的抗日事件發生的一九○二年時,松田和其他五名合股者減為三OO灶,其製造專利期限則到一九○四年三月為止,但是因為在七月間發生日阿拐為首的所謂「蕃害」,所以在八月二十三日即被廢止【註16】。從此,松田時馬的名字從專賣局記錄中消失,讓地區的製腦業由漢人徐泰新合併【註17】。

  日阿拐為什麼抗日呢?其反抗的對象,無疑的是松田時馬所代表的日本製腦業者,和「南庄支廳」所象徵的日本臺灣總督府的樟腦專賣制度,以及其剝奪「蕃人」生業和土地的「理蕃」政策。

  在清代,漢「蕃」之間雖然也有多次的衝突和不斷的經濟紛爭,但是從中謀求妥協,互以安然息事的辦法來共圖生存。漢人如果要來「蕃地」從事開墾,製造樟腦、開鑿埤水、採伐樹木,以及畜牧等時,必先與代表該地區的「蕃社」頭目交涉訂約,並以相當的代價補償「蕃人」,亦即以豚、牛、酒或金錢納租,這些漢人用「蕃大租」、「蕃費」、「蕃水租」等名稱來稱呼【註18】。在南庄賽夏族則稱此為「山工銀」,每大腦灶一份,小腦灶十份,每月約一元四角,伐木一根、製板一張各一角半,每月一次或二次付清。頭目收租後,按照人口再分配給各戶,如果收入不多而難分配的話,購買牛酒以供各戶【註19】。漢「蕃」之間的「蕃租」關係,已經成為舊有的習慣。臺灣總督府殖產部在一八九八年調查北部各地林況峙,發現澳人早在一二○年前的清嘉慶年間,就與「蕃人」訂約,一直屢行到日據峙代。按照此「舊慣」,北部的漢人還送「蕃租」到埔里社去,而山上的泰雅族「蕃社」也有每年收租的例子【註20】。例如馬那邦社每年也收四頭牛【註21】,後來也留發動抗日事件。

  「蕃人」也是人,為了生存,嚴防外人侵犯領土,對森林懂得保護,特別是對樟樹極細心地照顧,以謀求其部族靠此永遠地生存。那美麗而整齊的樟樹林,並不是完全天然的,而是「蕃人」從幾百年前開始盡心栽培的【註22】。水野民政局長也因為承認「蕃人」對保護森林,對樟樹林的形成有貢獻,才不得不答應以「民木」的名義准許南庄賽夏族製造樟腦。漢「蕃」之間的「蕃租」訂約關係,雖然日本當局不肯承認,而在一八九七年曾把依「蕃租」砍伐樟樹的行為當「誤伐犯」,而決定以行政虛分來申誠虛理【註23】,但是這種威嚇並沒有發生任何效果,「和蕃」方式仍舊有增無減。這種情況,對臺灣總督府將「平地」和「蕃地」分開,而把「蕃地」保留給日本人的土地政策,形成嚴重的障礙。

  那麼日阿拐為什麼卻要等到一九○二年七月六日才發動抗日事件?賽夏族的抗日事件,其實與臺灣總督府從一八九八年開始實施的臺灣土地調查事業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事業」是根據一八九八年七月十七日公佈的「臺灣地籍規則及土地調查規則」,開始實施地籍調查、三角測量、地形測量【註24】。調查以各業主向官方申報為原則,經地方土地調查委員會查定該地皮的業主、境界、種目【註25】。此調查經七年的歲月,耗費五二二萬五、八八九圓餘的經費【註26】,調查區域原則上也只限於西部的「平地」,故東部和一些島嶼並不列入調查範圍,就是西部屬於山林原野的地帶也只做部分的調查而已【註27】。土地調查事業,對臺灣總督府控制漢人,鞏固統治基礎,有決定性的輔助作用。僅清楚地了解地形,對治安也提供了不少防範之便。以土地所屬關係來說,整理清代的大租戶、小租戶、佃戶的土地關係,把小租戶確定為有納稅義務的業主,而取消大租戶的業主權,確實使土地的所屬關係單純化。其後到一九○三年月公佈「大租權之確立」而禁止新設大租權【註28】,一九○四年五月公佈「大租權之整型」而消減大租權【註29】,同年十二月公佈新的「臺灣地租規則」,規定從下半年依新地租規則微收【註30】。

  南庄所屬的新竹地區,也在一九○二年六月三十日查定了業主權【註31】。在此之前的五月十九日,新竹廳長曾向兒玉總督提出有關「蕃人」業主權的問題如下:

  屬蕃界的土地全部認為國有乃當然之道理,然而在普通行政區域內蕃人所占有的土地,應承認蕃人的業主權呢?還是不問所在何地,蕃人所占有的土地全部看做國有呢?從前對此種土地也有賦課地租的實例,但因為沒有明確承認其業主權的法律條文,在實際處理上常發生疑義,因而提出此問題。仰望指令【註32】。

  在土地調查事業過程,發生「蕃人」的業主權是否承認的問頤,這牽涉到臺灣總督府對「蕃人」如何定義和今後如何處置的問題,及其整個「理蕃」政策的未來方針。換言之,在土地所屬關係的明確化過程中,引起了是否把「蕃人」當人看待的問題,特別是像南庄賽夏族居住在普通行政區而負納稅義務的「蕃人」,是否看成「生蕃」而無視其人格,還是「熟蕃」或稱之為「化蕃」,看成半個人?

  當初臺灣總督府也考慮到在土地調查過程中將發生的若干問題,而在一八九八年公佈「有關民事商事及刑事之律令」,其施行規則第一條規定,對漢人的民刑商事承認其舊慣【註33】,但是對「蕃人」則不得施行此規則【註34】。

  是否把「蕃人」當人看待,有兩個標準可以判斷。一為「蕃人」是否為依法統治的對象,二為對「蕃人」是否承認其土地所有權。

  臺灣總督府在一八九九年二月以「秘密訓令」通知各法院檢查官長,對於「蕃人」的犯罪不得適用普通刑法,不必提起公訴送法院審查【註35】。這是在法令上首次對「蕃人」確定不依據普通法處理而可以依行政命今任意處分。按著一九○○年二月進一步公佈「有關佔有蕃地之法今」,規定非「蕃人」者不論任何名義不得占有「蕃地」或為其他權利之目的使用,但有別的規定或經臺灣總督許可者不在此限【註36】。此法今的首要目的在針對「和蕃」的土地利用關係,凡是一切與「蕃人」的訂約,官方一概不承認。這不但禁止「和蕃」關係,還進一步訂定了嚴厲的法律制裁,亦即如有違法者,可處五圓以上五百圓以下的罰金,或可處十一天以上六個月以下的徒刑【註37】。當然依此法令,處罰的對象是漢人。

  從這些行政令或法令,可見臺灣總督府認定「蕃人」為「無智矇昧」,「未能瞭解何為刑罰」與「農耕不定而輾轉,難以認定有土地所有權的觀念」【註38】,故對「蕃人」是否依法行使其權利和其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也就根本無視而不做定論。

  因此,當新竹廳長提出有關「蕃人」業主權是否承認的問題時,起先以「未定論」敷衍【註39】。但是土地調查局調查地籍時,按照規則調查實際的狀況,凡是在普通行政區域內曾經有過納稅的土地,不論是漢人或「蕃人」,均公平地給予業主權【註40】。臺灣總督府日後改變主意,收回「未定論」,而有「承認土地調查局所做的決定為妥當」的指示【註41】,但此已在日阿拐抗日事件發生之後的一九○二年九月三十日。

  對南庄「蕃人」來說,土地調查局已經查明並承認其業主權,但南庄支廳採取「未定論」的拖延政策,因此引起賽夏族不安和不滿。土地是關係其部族生存的唯一財產。如果被沒收土地,那等於是奪取其生存,宣告其死亡一樣地慘重。南庄賽夏族和加入抗日行列的泰雅族,與那些投入武裝抗日運動的多數漢人一樣,為了確保自己的鄉土,保護自身的經濟權益,和維繫民族的生存,非起來抵抗侵略者不可。一向都很溫順的南庄賽夏族,是因為他們傳襲下來的土地權益未被尊重,才結合桃仔園、新竹、苗栗的漢人,發動武裝抗日事件。土地調查局對業主權的查定,六月三十日在新竹,九月四日在桃園,翌年四月八日在苗栗【註42】,從時間先後可以推定其與事件的因果關係。至於漢人為什麼也參與抗日的行列,因為這些漢人的業主權也遭受日方的否定,而喪失其辛勤開墾的土地。

  一九○二年七月六日.日阿拐率領八百人包圍南庄支廳,七日天未明時襲擊大南、風尾及大河束的隘勇監督所,乘著暴風暴雨之際,切斷隘寮之間的電話連絡線,又製擊日方軍營【註43】。日本軍方為此激烈的抗日運動,設定「阿拐居宅攻擊計制案」,從八月二日到九日,投入步兵五中隊、山砲兩門、臼砲四門及工兵一中隊,鎮壓之【註44】。到九月一日,日軍才達成鎮壓任務而陸續歸隊,但憲兵仍留在南庄,壓迫「蕃人」,促使投降。至十月二十日和十二月六日,分別舉行「歸順典禮」。但是依日方記錄,十二月十七日日阿拐和泰雅族鹿場社頭目薛大老等,「因為提出非法的要求,而突然發動暴行,所以日軍開槍殺戮薛大老等三十九名暴行蕃人」【註45】。又說他們在歸順典禮時恃人數之多而叛亂,所以引發軍「蕃」戰鬥,「蕃人」死三十八名、傷十五名;虜獲軍械有鎗五挺、蕃刀七十把【註46】。被沒收的既墾地達八十八甲,未墾的原野有一三五甲【註47】。另外,漢人李阿貴、徐阿潭,在七月二十三日被憲瞥逮捕處死【註48】。

  日方在事發的前一天,得知有不穩的傳說,事先派遣新竹守備的一中隊及若干警察去應急。到底此不穩的傳說是誰告的密,實有加以探討的必要。

  據推測,告密者可能是同一賽夏族的十八兒社「蕃人」。他們居住在上坪地方,從事農耕並受僱幫傭從事樟腦製造業。一八九九年八月官方亦准許其獨立製腦而設灶十個,用被遺棄的樟腦根來製造,預定月產一灶六十斤、十灶六百斤、一年可以生產四、二○○斤【註49】。然而一九○○年五月,其腦寮遭暴風雨打擊,受損一半以上,取水陷於困難,當地又流行感冒,加上漢人從大坪或上坪進山,競相從事製腦業,迫使十八兒社「蕃人」放棄製腦業,而改行充當隘丁【註50】。

  雖然沒有任何記錄顯示,一九○二年日阿拐等要在南庄起事,是由十八兒社告密給日方的,但次年(一九○三年),馬以哇來社再遭日方鎮壓,是根據十八兒社的告密,日方才得以採取「先發制人」的對策【註51】。隘丁當時是充當日方的「爪牙」,而且同為一族,對部族內部的偵探較方便而正確,日方在賽夏族的抗日事件發生時,能先行採取防備措施,保護南庄的日本人,是因為善於運用此「以蕃制蕃」政策的影響。

  另外,有「化蕃」絲卯乃在南庄抗日事件發生後,被停止納稅義務,他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向當局請求保留他的資產權益【註52】。臺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受命調查北部「蕃情」以後,提出了「關於蕃政問題意見書」,其中提到絲卯乃為「化蕃」平埔族頭目,辮髮漢服,能談漢土語,擁有三十餘甲土地出租給漢籍佃戶耕種,因此建議:「像他已經表現了服從之實,居住普通行政區,履行納稅等義務,是與漢人同等的熟化蕃人,應該以熟蕃看待,承認其土地所有權。對於蕃人投入勞力和經費而開墾的田園,國家也不能無故沒收,這才是招撫之道也【註53】。」

  從持地參事官的以上建議,可以發現日本常局當時並沒有明確地將山地人劃分為「生蕃」、「化蕃」、「熟蕃」或「平埔族」等,只是依照對日本統治權的「服從」和「抵抗」來區分而已。對殖民地統治者來說,「蕃人」的種族並不很重耍,但服從或抵抗才是最重要的劃分基準。絲卯乃在激烈的抗日事件之後,才得到持地參事官的關懷和支持;但是堅決抗日的日阿拐,持地參事官卻鐵面無情地只注意如何處分從日阿拐處沒收過來的「既墾地」【註54】。

  日軍警藉歸順典禮集體屠殺「投降者」,是警察本署長大島久滿次在招降漢人抗日份子時,所採用的絕招。故對南庄抗日「蕃人」,臨時也採取同樣的集體殺戮方法。南庄抗日事件為賽夏族、泰雅族和漢人的聯合抗日,其抗日情勢,直接影響北部「漢」「蕃」雜居的山麓地區及「蕃地」。日軍因此在該年十月為討伐泰雅族馬那邦社,展開嚴厲的掃蕩攻擊,企圖消滅此「漢」「蕃」聯合抗日的活動【註55】。在南庄抗日事件之後,有些漢人從南庄逃到馬那邦社【註56】,使原來就被日方估計難以「綏撫」的馬那邦社,馬上點燃了抗日的火炬。根據專賣局的資料,是年八、九、十二月中,從桃仔園馬武督、新竹大湖、南庄、苗栗洗水坑山、細道邦山等地、都發生「蕃害」,而製腦業者也陸續被迫廢業【註57】。日方軍警熄滅了南庄抗日事件之後,對賽夏族約北埔支廳所管轄的大隘社,和樹圯林支廳管轄的畢萊社,也採取逼迫其投降歸順,提出鎗彈的強硬政策,並在一九○三年一月達成解除賽夏族的武裝【註58】。

  被解除武裝而又被剝奪土地和生業的「蕃人」,其命運就完全操在日方的殖民地統治者手掌中,淪為只能出賣勞力的無產農民,甚至於像十八兒社那樣地充當隘丁,被利用為「以蕃制蕃」的工具,或像大隘社那樣地,充任「奇龔隊」,專門擔當替日警討伐同胞的工作【註59】。

  至於從日阿拐等處沒收的八十八甲既墾地,一九○四年一月決定編入普通行政區【註60】。二月臺灣總督府指示,把竹南一堡北獅里興社、獅頭驛社等地,以遺漏的「舊普通行政區」名義追補編入,編入時不用「社」名而改用「街庄」【註61】。三月三十一日,南庄賽夏族居住的地區,正式編入普通行政區域之內。賽夏族也從此被認為「已經達到一般人民的水準」,成為施行普通行政的對象【註62】。換言之,他們已變成為接受日方的殖民統治而不抵抗的溫順農民。

《註解》
【1】臺灣蕃族調查會編『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一編(第一卷)(臺北,一九一八年)頁二三。
【2】同上書五。『新竹縣采訪冊』卷二(臺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五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一九六二年)頁九九。
【3】一八九七年調查「新竹縣南庄地方林況」(『殖產部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 一八九八年)頁三一七。
【4】『理蕃誌稿』第一編,頁一七五~六
【5】『臺灣樟腦專賣志』附錄,頁三。
【6】『臺灣樟腦專賣志』,頁三○~一。
【7】同上書,頁三一~二。
【8】據一八九七年調查「近竹縣南庄地方林況」的記載,「山工銀」原為一灶一個月五毛錢至一圓,後來漲價為三圓以上(『殖產部報文』,頁三四八)。
【9】『臺灣樟腦專賣誌』附錄,頁三。
【10】同上。
【11】同上。
【12】同上書,頁九。
【13】同上。
【14】同上。
【15】同上書,頁一三。
【16】同上書,頁一四。
【17】同上書,頁一六、一八。
【18】『臺灣蕃政志』卷下,頁四三一~四六九。一八九八年調查「臺中縣東勢角地方林況」(『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報文』第二卷第二冊,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一八九九年)頁一○二。
【19】『臺灣蕃政志』卷下,頁四六九。
【20】『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報文』第二卷第二冊,頁一○三。
【21】同上書,頁一○四。
【22】同上書,頁三六~七。
【23】『理蕃誌稿』第一編,頁八五。
【24】『土地調查提要』(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一九○○年)頁四五、五五、七四~五。『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第一回事業報文 』(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一九○二年)頁一五。
【25】『土地調查提要』頁五五~七。『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第一回事業報告』,頁四四~五。
【26】『土地調查提要』,頁一三二。
【27】同上書,頁九五。『臺灣林業史』頁九一。
【28】『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第九編(臺北,臺灣總督府編,一九○五年)頁二六四~七。
【29】:同上書,第十編,頁三○三~三一○『土地調查提要』,頁一一九。
【30】『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頁三一○~三。
【31】『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第三回事業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局編,一九○四年)頁二七八。
【32】『理蕃誌稿』第一編,頁一七八。
【33】『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下),頁一○三。
【34】『理蕃誌稿』第一編,頁一七八。
【35】同上書,頁一五三。
【36】同上書,頁一五三~四。
【37】同上書,頁一五四。
【38】同上書,頁一五三~四。
【39】同上書,頁一七八。
【40】同上。
【41】同上。
【42】『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第三回事業報告』,頁二七八。
【43】『陸軍幕僚歷史草案』第八卷(臺北,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年月不詳)頁二六~七。
【44】同上書,頁二八~三二、三四。
【45】臺灣憲兵隊編『臺灣憲兵隊史』(臺北,臺灣憲兵隊,一九三二年)頁二八五。
【46】『陸軍幕僚歷史草案』第八卷,頁五三。
【47】『理蕃誌稿』第一編,頁一九五。
【48】『臺灣憲兵隊史』,頁二八五。
【49】『理蕃誌稿』第一編,頁一四九~一五一。
【50】『臺灣樟腦專賣志』,頁一三四~五。
【51】『理蕃誌稿』第一編,頁三六○~一。
【52】同上書.頁一七八、一九九。
【53】同上書,頁一九九~二○○。
【54】同上書,頁一九九。
【55】同上書,頁一七八~九。『陸軍幕僚歷史草案』第八卷,頁三六~七、四九~五二、五四~六。
【56】『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報文』第二卷第二冊,頁五五。
【57】『臺灣樟腦專賣志』附錄,頁一四~五。
【58】『理蕃誌稿』第一編,頁一七六。
【59】同上書,第四編,頁六四○~一。
【60】同上書,第二編,頁三三三~四。
【61】同上書,頁三三三~六。
【62】同上書,頁三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