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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靈之邦

靖國神社與台灣高砂義勇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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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主任
                            傅琪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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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四二、三年高砂義勇隊始末

(一)「高砂族」命名由來
(二)、「志願」?過程中的宣傳與動員
(三)、被設計的高砂族「志願」
(四)、「高砂義勇隊」的形成
(五)、被拋棄到「飢餓戰場」
(六)讓高砂義勇隊迷糊的「終戰」

二、靖國神社與前「高砂義勇隊」

(一)、靖國神社與「高砂義勇隊亡魂」
(二)、前「高砂義勇隊」新生代抗爭靖國神社

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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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八九五年五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共五十年三個月的時間,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原住民族因居住在約佔60﹪的高山森林地帶,從殖民者的立場來看,這的確是天然資源的寶庫,非得收歸日本人手裡。因此搬出帝國主義進化論,認定台灣原住民族是「野蠻未開、原始、森林野獸」,只有外表長得像「人」,而剝奪其一切的人權、生命、財產、文化自主等權利。「理蕃」政策,乃是以掠奪原住民資源、消滅原住民族為基礎,所採取的武力和文化混合的兩手策略,如「討伐」、「教化」、「同化」、「綏撫」等,其目的如出一徹。

  日本的台灣總督府「理蕃」當局,在戰爭末期的一九四0年代,在原住民地區旋風般的展開「皇民化」政策,還設計了「高砂義勇隊」組織,迫使部落青年「志願」赴南洋協助日軍。本文針對戰前和戰後「高砂義勇隊」作歷史性的探討,以及對日本政府和靖國神社的「戰爭責任」提出若干的思考。

一、一九四二、三年高砂義勇隊始末

(一)「高砂族」命名由來

  一九三0年秋,台灣中部賽德克族發動霧社抗日事件。當時日軍藉此實彈射試機會,舉行了大規模軍事演習。然日方為討伐區區兩百多名的「蕃人」,卻動用軍人1,563名、日警1,231人、「蕃人」奇襲隊6,822人次,以及山炮、炸彈、機關槍、毒氣等最新武器,花了三個月才平定戰事。日軍派遣的參謀,在此戰役中發現了台灣「蕃人」善於叢林游擊戰,很適合培養為日本帝國未來到南洋打仗時的好幫手。

  事後,為了強化對「蕃人」的社教,日警「理蕃」當局從部落中挑選能說流利日語的青年來組織「青年團」,勉勵勤勞農耕並實施軍事訓練。一九三五年,當台灣總督舉辦「施政四十年」紀念活動,同時在總督府內召開第一次「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親會」,共有來自各族區域代表32名青年幹部參加。與會的「高砂族」青年中有25人,把原名改為日本名,如「中山清」、「井上一郎」、「日野三郎」、「田中愛二」等,對日本人深表服從與信任。

  為「蕃人」「賜名」為「高砂族」者,是台灣總督府「理蕃」當局。總稱「高砂族」的台灣原住民有九族如泰雅、布農、阿美、排灣、鄒族等,約有十四餘萬人。日方把這些「高砂族」的教化,緊密連結在未來發展南洋統治與南方異族治理之中。此「高砂族」的新命名,象徵著日警「理蕃人」傲人的成績。「高砂」名稱可與古日本傳說蓬萊仙島的「高砂」神話相同,又與十六世紀歷史上的豐臣秀吉接受來自「Takasan」國人的朝貢相結合,甚至創造了與日本同祖先等論調,確實是精心設計過的命名。如今青年幹部以「先驅者」部落菁英身分,率先接受「皇民」苗種,負「盡忠報國」的任務。可說是台灣的原住民被冠上「高砂族」名稱之後,其命運就被賦予成最效忠日本的「臣民」角色。

(二)、「志願」?過程中的宣傳與動員

  一九四0年七月,日本戰爭決策最高單位,以天皇為首,文武大臣共同協商戰爭佈局的機構 —「大本營」,決定了「南進」的武力政策,即該年的九月到四一年六月分南北侵攻印尼。該年十二月八,日軍奇襲珍珠港,隨即對英美宣戰後,以速戰速決的攻勢,侵佔東南亞到南太平洋諸島。十二月十二日,終於將一九三七年以來延用的「支那事變」名稱,改稱為「大東亞戰爭」。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新設「大東亞省」管理新佔的南洋領土,才把台灣、朝鮮等早期殖民地移交給日本國內的「內務省」管理。此後台灣在法治上即成為準「日本內地」的一部份。

  雖然日本對英美宣戰而開打南洋新戰場,但當時的日軍對南洋不夠了解,連兵站地圖都是邊打仗邊製作。加上近代明治以來的百年戰史中,日軍早已陷入嚴重的兵源不足及素質低落之窘境。陸相東條英機於一九四一年五月,決定從四二年度起在台實施「特別志願兵」1,000人。據「理蕃之友」第107號(1941年9月發行)記載,當時全台高砂青年1,887人(男1,349人、女538人)表明「志願」當兵的意願,其中還包括了以鮮血寫書,強烈表達從軍決心的40位男女青年。日警對高砂族的踴躍響應,題以「幸福的高砂族」為文,認為高砂族已經有能力脫離野蠻而向上進步,且能享受日本天皇「無窮聖恩」和「一視同仁」的待遇,真幸福。

  該號另以專刊特別報導「愛國少女」Sayon犧牲報國的故事。泰雅族Sayon其實是替被徵召從軍的日警老師,背著行李下山時,不小心滑到漲滿的溪水中,被沖走而滅頂。在台灣總督府刻意的安排下,Sayon成為偉大的「盡忠報國」的楷模。日方把故事拍成電影、為其編曲編詞,又打造Sayon愛國鐘等,為了Sayon,連台灣總督長谷川清及以下各大官都列席參與,舉辦非常隆重的儀式。可說高砂族愛國情操被激情地炒作,達到高潮並得到最好的宣傳效果。

(三)、被設計的高砂族「志願」

  雖然高砂族青年一聽到「志願兵」一詞,立刻表明堅定的「志願」從軍意願,但在「志願兵制度」下,要能當「志願兵」,還得要通過「國語」、「國史」等學科考試及格才行。日警「理蕃」當局,發覺到高砂族沒幾個人能考得上的事實。「理蕃」政策下的台灣原住民族,雖長期接受日警簡易教育所四年教育,與日警溝通或聽命和平常日語表達沒問題,但學科則絕對不足。於是日警「理蕃」當局開始思考各種改革案;如教育所四年後追加二年農業科或者建立八年級學制,以利增加「國史」必修課等科目的時數;但目前為了應急之需,暫定每日夜間補習二小時,以提高「志願兵」錄取率的措施。除了學科上彌補學力,還重視營養防疫等以保持健康身體,決定由部落青年充任警察兼醫療人員,實施培訓醫療人員簡易訓練班,打破部落傳統文化、習俗的「陋習」。

  隨著重視「皇民化」教育,日警「理蕃」當局不得不修正「高砂族」沒有法律地位,而無法治理的事實。因此決定承認「蕃人」為「本島先住民族」乃是與「本島人」一樣,有相同的地位。因為實施「志願兵」制度之後,接著從一九四五年度起,安排台灣殖民地人民也要全面接受「徵兵」制度。但若名為高砂族在法律上仍舊停留在不適用法律的「野蠻人」階段,日方連依「戶籍法」實施高砂族徵兵都成問題。台灣總督府在過去的「理蕃」政策上,一直都不把原住民當「人」看待,長期否決了其人格尊嚴、土地、財產所有權及文化自主權。原「獵人」被強制改成為「農人」、「野蠻人」不需賦予法律上的「人格」等,然而這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因日本人陷入最惡劣的戰局,竟然依日方之便,自我尋找合理的答案,就把高砂族的「皇民化」解釋為「蕃人」變成「人」的過程。

  於是為了滿足高砂族「志願」從軍之意願,日警「理蕃」當局特別設計了不必應考也能赴戰場的「義勇」之途,如組織海軍勞務奉公隊、特設勞務奉公團、特設看護婦(護士)志願隊等。這些「義勇」隊者,被解釋為自告奮勇,不惜「以死報國」的人。其實日本從上—東條陸相、長谷川總督到各地方派出所、部落等,有層層配給下來的「名額」及其範圍以內分批出動的計劃。唯因為部落人不知道當局有此特殊巧妙設計,有的出於自願的,也有的被點名不得不「志願」者。

(四)、「高砂義勇隊」的形成

  軍隊內的階級是非常嚴格的。所謂「義勇」隊,從國家立場乃屬非正式且臨時招募的,從事打零工、雜役夫等工作,法律上國家對這些義勇隊不需給予任何金錢上的撫恤或情份上的道義。

  組織「高砂義勇隊」構想,來自於日軍和台灣總督府,是純出自於日本在南洋打不贏,陷入極缺乏物資、軍備,苦戰到幾乎全軍覆沒的所謂「玉砕」階段時,為了保衛在前線節節敗退的日軍,而把高砂義勇隊當箭靶消耗。一九四二年三月第一批「高砂族挺身報國隊」500人赴菲律賓,因五月七日參戰而成功地擊退巴丹半島美軍後聲名大噪,改稱為「高砂義勇隊」,俗稱「台灣軍」,是日軍唯一能信任依靠的戰場益友。

  台灣總督府對此「高砂義勇隊」傑出的表現,特別發行「高砂義勇隊專刊」,表揚高砂族在南方前線英勇的戰果。該第一批部隊中,扣除重新編列為橫山先遣隊轉戰的100人,其餘400人則安然無恙回台灣接受隆重的凱旋式,不但如此,在日警「理蕃」當局的安排下出任警察,扮演後方原住民部落支援前線的任務。台灣總督府「理蕃」最高當局中村文治警視,曾親赴菲律賓探視在叢林前線服務的高砂族人,事後在「理蕃之友」第127號中發表感文,認為高砂義勇隊比志願兵表現更為優異,可望今後有更大活躍的空間等詞,以表今後大量投入高砂義勇隊的構想。

  一九四二年「理蕃之友」刊載了幾封第一批高砂義勇隊的青年寄回給台灣親朋好友的「通信」。其中充滿了身為「日本人」的「幸福感」和「感恩」、「決心」等生命意義,如:巡遣菲律賓夏第九八五五部隊高砂義勇隊荒川部隊板橋隊蘇澳郡Buta(武塔)社出身的「豐田健太郎」寄回家鄉妻子的信裡說:

  令我感到最高興的是已成為偉大日本帝國的義勇軍。我不是軍夫,也不是軍屬。……在這裡每天過著很好的生活,有很多鹽巴可以吃,也有很多好吃的東西,連甜點這種奢侈的東西都得今生第一次嚐到。日軍非常強大,沒有一個美國兵在這裡,只看到菲律賓當地人。這裡的土地廣闊且很肥沃,比台灣的土壤好得多……,我到戰地深深地感受到身為日本人的幸福……。

  另有位同鄉「松本達夫」等二十四名的高砂族青年寄信給家鄉管區派出所的日警,說:

  我們代表柑子頭社來的高砂義勇隊,所以假使我身軀成為餵狗食肉,仍舊以犧牲報國的精神,決心報皇恩……。

  然而高砂義勇隊的青年寄給親人的通信是屬於「報平安」和「勉勵」性質,完全不同於日警領隊對高砂青年戰鬥力評估和「理蕃」政策成功的自我讚美等內容。這與高砂義勇隊青年通信中完全沒有出現一絲的懷疑或猜忌心,表現坦然接受命運安排的純潔心,形成強烈對比。

(五)、被拋棄到「飢餓戰場」

  「理蕃之友」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份和十二月份缺刊,一九四三年只發行十二月「廢刊」號。這與日本在南洋戰局失利,任何軍艦和運輸船都成為美軍的活靶,一一被擊中沉沒,而陷入全軍覆沒的局面有關。日本的台灣總督府「理蕃」當局,似乎已經沒有任何「好消息」可報導,也沒有一封高砂義勇隊青年寄來「報平安」的信。從紀念第一批高砂義勇隊巴丹島奇襲美軍成功的專刊以後,「理蕃之友」中只看到率領高砂義勇隊日警從戰場寄回來的「通信」、「高砂義勇隊員戰死對蕃社一般民心的影響」評估及和「遺族」相關的報導。

  高砂義勇隊第一批(一九四二年三月)到菲律賓回來的有400人。當時部落的人誤以為這是「全部」出征的人數,不但其英勇的表現被日本人公開表揚,去了戰場還能平安回來當警察,有名譽又有高薪可領,好處多多,當兵真好。於是第二批六月有1,000人、第三批十一月414人、第四批於一九四三年六月200人、第五批七月500人、第六批六月800人、第七批五月800人等,皆被送往防堵澳軍、美軍最前線的印尼新幾內亞島打硬仗。根據口述資料整理出來的各種紀錄,生還之前「高砂義勇隊」員都談到「日本人吃人肉」的事實:如白種人屍稱「白豚」、黃種人屍「紅豚」、當地原住民屍「黑豚」、日本兵屍「混雜(肉)」代稱。新幾內亞島上飢餓到極點的日本兵最可怕,連自己同胞日本人都不放過,所以當地有「吃人肉」習俗的原住民都怕遇到日本兵、被吃掉。從第二批以後的高砂義勇隊不被宣揚、不拿來報導,也不寄通信回來,這些數以千計的「高砂義勇隊」,萬萬沒想到是被送往遭棄之不顧的飢餓戰場上自生自滅。

  一般認為這些高砂義勇隊效忠日本,願意犧牲性命,但從戰地寄來的「通信」內容,看不出高砂族要「死的回來」等詞,反而強烈表達「粉身碎骨,為我族的名譽盡心盡力」、「發揚高砂青年的義氣」、「絕不可輸任何人的大決心,率先賣力工作」,以及對家鄉父老青少無限的思念。有位「森田勇」的泰雅族青年,信中描寫被日本軍俘虜的美國兵說:

  巴丹半島遭受我方總攻擊才六天就淪陷了。然不管怎麼說,仗輸的那一方是多麼地可憐。我看到敵俘不吃不喝,連躺下來休息的地方都沒有,而如今瀕臨死亡邊緣,令我難過得快流下眼淚。我們很幸運地在祖國日本的庇護之下過日子。但一旦仗輸了,我也變成像那些敵俘一樣可憐,所以重新為我仗贏決心打強心針。

  可見在那最殘酷、最淒慘、飢餓和疲憊交迫的地獄戰場中,台灣高砂義勇隊青年不失人性。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叢林勇士熟悉如何在熱帶叢林中,找得到食物和水求生存之道有關係。

(六)讓高砂義勇隊迷糊的「終戰」

  依二000年十月十七日統計,在日本東京皇宮附近的「靖國神社」中,因「大東亞戰爭」死亡而被供奉的靈魂總共2,133,778柱。這裡不包括因「滿洲事變」和「支那事變」而戰亡者,可想而知所謂的「大東亞戰爭」對日本國民強迫犧牲及對整個亞洲帶來的空前浩劫。

  日本殖民地台灣人民被驅趕赴戰者計80,433人,軍屬與軍夫共計127,650人,合計208,083人,其中戰死及病死者30,304人。換言之,赴戰者者每七人中就有一人死亡,以戰爭結束時台灣人口約600萬人計算,約每2,000人就有一人成為戰爭的犧牲者。靖國神社從台籍三萬人的戰歿者中挑選27,800人與日人「合祀」供奉。

  到目前為止,以「高砂義勇隊」之名送往南洋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等基本的人數統計,還不清楚。第一次高砂義勇隊生還者中,有的因無法面對部落內其他戰友遺屬,深感愧疚和歉意,而有選擇再次出征以求解脫而再不回來者。以新幾內亞島為例,島上日軍共十六萬,其中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後投降美軍而生還的日本兵才13,000人,被收容的台灣人500人,高砂族2,500人。據一般說法,高砂義勇隊共出動七次或八次,總人數有4,000人或6,000人到12,000人等不同的說法,但這只能說是推測的數字而已。因為其中還有未到達目的地之前,就在航海途中遭美軍轟炸,整個船隊沉沒而溺斃者也不在少數。然這些數字顯示,特別是對安排人數稀少的原住民做日本的活箭靶,護國盾牌,消耗大量年輕男丁的作法,是多麼殘酷,近乎滅族的行為。

  一九四四年夏季以後,在新幾內亞島戰場大本營的日軍倉庫中,早已沒有任何軍需物資可以叫高砂義勇隊扛送。從戰後在收容所的人數來推算,這時候至少還有二、三千的高砂青年在營服務。日軍為了減少食口(?),將原扛運苦力的高砂族青年重新編入其他負有「特殊任務」的部隊內,如「齊藤特別義勇隊」、「猛虎挺身隊」、「佐藤工作隊」、「北本工作隊」等,安排送死。另有一九四三年十、十一月,分批各500人送往菲律賓呂宋島戰場者,其中被取名為「薰空挺身隊」者則是全軍覆沒,沒有一人生還。

  欲搬貨卻沒貨可搬,而改編入日軍部隊內的高砂族青年們,隨著接近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戰敗,從該年二月執行從日軍上司下達的各種命令。首先他們出任「宣撫」當地原住民的工作,這可說是台灣「理蕃」綏撫的翻版,如設簡易教育所教日語或唱日本歌、或者贈送布片以防當地原住民倒戈。接著接到「自給」命令即食物、水等一切要「就地取材」。到了七月收到「玉砕」全軍戰亡的命令,八月十六日又收到「各自手上持有文書燒毀令」。各部隊的長官手拿著美軍空投「日本投降」字樣的文宣單,對著高砂義勇隊員說了一句簡單的話,說:「戰爭結束了,各位辛苦了。」因為高砂義勇隊員原本對皇軍深信不疑,而一時間無法了解「戰爭結束」的意思。日本軍官也不直接了當地說「皇軍慘敗投降」一詞,害得高砂義勇隊員在糊裡糊塗的情況下繳械,乖乖做美澳軍營的俘虜。在俘虜收容所內雖然已被分為日本人、台灣人、朝鮮人等,但日本人深怕「吃人肉」事件被揭發而受到嚴厲的處分,曾偷派使者到舊殖民地人的收容所,下達全數重編為「光部隊」的密旨,並叮嚀保持沉默,以求順利脫罪。

  然前「高砂義勇隊」唯一想知道的答案,就是到底日本是戰敗的、還是打贏的,就那麼簡單一句話而已。

二、靖國神社與前「高砂義勇隊」

(一)、靖國神社與「高砂義勇隊亡魂」

  根據一九七八年日本朝日新聞報導,在一九七七年夏,台灣籍出身的前日本軍遺族代表向日本的靖國神社要求歸還祖靈。後有日本佛教界團體也依宗教信仰不同的理由,向靖國神社要求從其供奉「祭神」名單中移除。日本帝國舊殖民地朝鮮人也向「加害者」日本討回民族人格尊嚴。於二000年正式向日本政府、小泉首相、靖國神社提出控訴。二00二年八月台灣前「高砂義勇隊」遺族代表親赴日本靖國神社要求「還我祖靈」,要求被拒後,於二00三年八月正式向大阪地方裁判所(法院)控訴日本政府、小泉首相與靖國神社。二00四年五月,大阪地方裁判所判決,被告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不涉及國家立場,雖身為「內閣總理大臣」,但在緊急情況下的行為,仍然可解釋為屬於個人行為,並無違背「政教分離」的憲法精神;另被告靖國神社雖然曾拒絕台灣人遺族要求取消「合祀」(與日本兵等共同被祭祀)之訴,但仍有遺族到被告—靖國神社參拜,而不能視為被告對遺族以自己的方式祭祀或追思往生者加以脅迫或干涉,且在原告證據不足下,被告靖國神社並無侵犯原告法律上的權益,故原告對靖國神社之要求也無從判斷。因此法院下定的「結論」,是「原告要求沒有任何理由」而判決「棄卻」,即控告不成立。此控告不成立的判決,對前「高砂義勇隊」遺族,顯然非常不公平。日本的法院面對「國家大權」時,似乎不敢公平審理,賠掉了司法正義的形象。

  曾淪落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朝鮮,在日本大打「大東亞戰爭」時被不自由地投入戰場。日本人說這是為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解放亞洲民族」而打的「聖戰」,但實際上是為了掠奪印尼石油而侵略南洋的侵略行為。台灣原住民族在此日軍陷入無法自拔的苦戰時,被充當作日本人的替死鬼。特別是台灣少數的原住民「高砂義勇隊」在固有部落傳統文化完全被否決,加上處在日警武力強壓下,不得不接受「絕對聽從官命」的命令。「高砂義勇隊」在日警的心目中,是連二等兵都不如的軍中苦力。「高砂義勇隊」能夠被列名在國家級神社—「靖國神社」中,能與北白川宮能久以下日本將領「英靈」同座,是多麼了不起的「皇恩」榮耀。然而從「高砂義勇隊」的立場來看,不是協助日本的侵略戰爭,而是為了推翻長期被污衊、被壓迫,為自我拯救族人而敢赴戰場,欲證明誰是真正有高尚人格,信守承諾的英雄好漢。

  戰後曾在南洋戰場上被「高砂義勇隊」幫助而能死裡逃生的日本人,對此「救命恩人」表示衷心的「感恩」,但這些日本人和日本國家不但不知道怎麼「報恩」,反而繼續不斷地傷害且瞞騙台灣原住民。

(二)、前「高砂義勇隊」新生代抗爭靖國神社

  二000年(平成12年)四月,團名「高砂義勇隊訪日團」共十人,在日本人曙光會門脇朝秀的安排下,被招待到日本訪問十天。四月五日上午八點四十分此一行人,被門脇朝秀帶領到靖國神社參拜。接著二00二年(平成14年)四月三日門脇朝秀又率領前「高砂義勇隊」遺族參拜靖國神社。這回招待的對象以一九三0年「霧社抗日事件」的後代,南投縣仁愛鄉出身的泰雅族前「高砂義勇隊」遺族為主。這些原住民也與上回一樣,免費招待旅遊日本十天。日本媒體為此「霧社抗日」原住民後裔參拜靖國神社,花了大篇幅報導。因為這的確令日本人震撼,認為連抗日的霧社原住民都這麼地「愛日本」、「親日本」、「崇拜天皇」,可以說是日本在戰前五十年殖民台灣得到高度的肯定。特別是日警「理蕃」被解釋為成功地改造「野蠻人」邁向「文明人」,留下最好的、最光輝的政績。帶領的門脇,還替霧社原住民代為回答記者的採訪說:「我曾多次向高砂族人詢問:『是否還懷恨日本?』,他們一致回答『沒有』,因此能實現此參拜靖國神社之行。」

  「因為我義父的的靈魂在靖國神社,所以我就想參拜靖國神社。」

  某霧社遺族如此表明參拜靖國神社的個人理由。對台灣原住民族來說,沒有任何政治性動機,只求與祖靈互通互慰。然而,日本曙光會退役老兵團體,竟然壞到利用「高砂族」後代子孫作「活證人」,塑造其嚮往日本的形象,肯定日本「大東亞戰爭」是「聖戰」。對這些日益凋零、年逾八十的日本老兵來說,這二十幾個來自台灣霧社的原住民乃成為最終凝聚「皇民精神」的救星。靖國神社、日本政府和法院,從此二十幾個前「高砂義勇隊」遺族訪日行為,似乎也找到了合理化、自我脫罪的解釋。台灣原住民再次被利用、欺瞞、誤解了。

  然前「高砂義勇隊」新生代扛起抗爭「靖國神社」所代表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和思想。台灣原住民族新生代已脫離被殖民「理蕃」的束縛,為回復自己民族尊嚴,努力開拓新時代。對抗靖國神社,提出「還我祖靈」的訴求,乃是其中「還原原住民族苦難史」的一環,艱辛創造民族歷史的一個重要的過程。從文獻上的「高砂義勇隊」寄回來的通信中,看不到「死的回來」的「玉砕」念頭,可見當時皇民精神根本不存在於高砂青年的心中,反而他們不敢違背祖靈的叮嚀:「不能在野外死」。祖先的叮嚀,引導台灣原住民如此驍勇善戰。台灣原住民最大的忌諱是死在野外成為孤魂野鬼的「惡靈」,因此絕不能死在外頭,一定要活著回來。日本人怎麼強行灌輸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效忠天皇最崇高的表現乃是「死的回來」,絕不能「活著回來」的生命觀,但得到的結果,是恰恰相反的。台灣新生代原住民族,更不能忍受祖靈被日本壓迫、困鎖在靖國神社的事實,也為此捍衛祖先遺訓而向日本抗爭。靖國神社供奉前「高砂義勇隊」靈魂的行為,只證明日本軍國主義仍舊欲控制台灣,不願解放台灣原住民,而企圖讓台灣原住民作永久的「怨靈」奴隸。

  日本法院判決「棄卻」聲明,顯然完全不採納原告台灣原住民族所列之理由、證據和訴求,而是站在完全偏袒日本國的立場。從原住民的立場發掘更多更具體貼切的歷史證據,即是台灣原住民族新生代能真正地奪回原住民尊嚴和再生的契機,也是受到祖靈庇祐的起源。相反地,日本人不仁不義地只想利用「霧社」原住民遺屬身上塑造「親日」、「媚日」的小動作,成為國際人權運動上的退步,留下了一個大污點。

三、結論

  前日軍慰安婦問題因其嚴重侵犯女性人權而引起各國政府、民間人權團體等廣泛的譴責。日本政府也一度為彌補此「歷史的傷痕」,曾在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中記入兩行字,以表達日本人對歷史的反省,卻引發日本國內外歷史教科書的論爭。

  前「高砂義勇隊」長期被外界誤解為「最親日」,站在侵略者日本「皇軍」同邊的形象;「高砂族」的名字,被誤解成為日本天皇犧牲奉獻、無怨無悔、死而不憾的代名詞。戰後日本老兵到台灣,向前「高砂義勇隊」表示最高的敬意和謝意,但這些誠摯的私情,回國之後卻不能成為「感恩圖報」的原動力,不願為原住民作任何洗刷誤會的行動,還想繼續欺瞞,阻止歷史真相的還原。日本政府也因台日間沒有邦交,志願「義勇」原本就是無法理可循的體制外出征行為,與日本無關,而不道歉或致謝!日本人對其救命恩人的「高砂族」,不願賠償。那「高砂義勇隊」大公無私的英勇,也不被編入日本教科書中公諸於世。其實日本人不願意「高砂義勇隊」的真相曝光,是因為害怕世人看穿日本在侵略戰爭中,其實暗藏著「滅族」的犯罪企圖。

  從戰前到戰後,日本人不斷地對台灣原住民族反覆洗腦,灌輸戰前「大東亞戰爭」是「聖戰」。日本政府為此大騙局,應負「國家犯罪」的責任。特別是台灣少數民族在日本五十年的「理蕃」政策下,完全失去自主權,只作日本的奴隸。霧社抗日抗暴起義,是為民族尊嚴、求生存最嚴厲的控訴。結果事件後日警「理蕃」當局,更加嚴厲地監控台灣原住民族,對其施展徹底地「皇民化」政策。高砂族皇民化,是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和精神消滅的最後終結,也是利用「志願」之名義實行滅族政策。台灣總督府「理蕃」最高當局在「理蕃之友」上呼籲,動員十五萬高砂族作護國盾牌!若能如此「洗腦」成功的話,所謂「理蕃」最終目的圓滿達成而結束。叫十五萬高砂族犧牲作護國盾牌,這種政策難道不能說是一網打盡的滅族計謀?不但如此,戰後還利用那些倖存的前「高砂義勇隊」和其家屬,繼續污衊原住民族的尊嚴。靖國神社戰後在一九四六年改頭換面成一般宗教團體,但因其祭祀對象為百年戰亡靈魂,性質仍舊與戰前「護國神社」即「侵略神社」相同。因此仍可以說是扮演延續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最後堡壘的角色。

  然而,台灣原住民族即使處在強大的國家強權壓力與日本的台灣總督府最後計謀:讓原住民滅族的「皇民化」政策下。歷經「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不適者被淘汰」的進化論考驗,「高砂義勇隊」驍勇善戰、「活著回來」的不爭事實,證明了與自然共存、愛護自然的民族絕不會被淘汰的鐵律。

  二00四年台灣原住民新生代,控告日本政府、小泉首相和靖國神社,這可說是台灣原住民正努力用自己的手改寫族人歷史、推翻污衊歷史的新一頁。相對之下,日本不尊重弱小民族、不關心人權、對異文化不願瞭解的落伍形象,在二十一世紀反而損害了日本在國際上的形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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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泉首相靖國神社參拜違憲亞洲訴訟」,東京地方裁判所判決書,平成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