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還我祖靈 歷史篇 一九三○年「霧社事件」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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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霧社事件」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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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井志津枝

前言

  一九三○年的霧社事件,是日據時代台灣山地人最後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抗日事件。這是被壓迫的山地人殺身成仁就義,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出人類最尊嚴的抗議,其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也可說是中國抗日運動重要的一環。

  這五十年來,中日兩國人不斷地談論霧社事件,特別是當事者的日本人,不其煩地反復談論霧社事件,透露些良心的愧疚感。目前,誰都不敢肯定日本人以殘酷手段屠殺霧社山地人是對的。但是日本人的愧感或同情心,畢竟是一種哀愁或傷感,並不一定成為強烈的自我批判,及查明真相的研究熱忱。因此,日本人所寫的有關霧社事件的著作,雖然數目相當可觀,但是優良作品仍不多見。

  因為在史料上,僅存著鎮壓者日方的資料,而被迫起義的山地人方面的資料,則一點都沒有,所以必須從日本官方的資料中,去尋找被壓迫者起義的經過。為了彌補這種史料上的不足,必須上山去採訪霧社山地人的後裔,挖掘寶貴的新資料。就是當事者的日本人,目前也有很多以回憶錄提供資料,但是,這些資料的收集和處理當中,必須經過嚴格的過濾日本統治者的偏見,辨別是非,才能寫成一篇好的作品。

  霧社事件發生至今由作家、文學評論家,及曾做過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吏等,談說的多,專門研究歷史的人,反而甚少下工夫考究。於是有關霧社事件的作品,充滿「真相」「秘錄」等虛構潤色的。這是作家在腦海中想像出來的霧社事件,或當事者乘機企圖辯解的謊言,大都是已經變質和歪曲的霧社事件的描述。

  中國人的作品中,除了劉枝萬的精心作品,即台灣史話第一輯『台灣日月潭史話附霧社事件』外,其他可以說是抄襲別人的,或自己想像出來的作品。

  筆者從研究歷史學的立場,以日本官方的資料為主,以親自採訪埔里和霧社的傳說史料為輔,交互運作用以彌補史料的不足,重新分析構築霧社事件。希望藉此機會訓練自己如何去探究一個被曲解的重大歷史事件,並深思歷史學者所應負的責任。

  日本「理蕃」政策的目的

  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日本馬關條約,割據台灣。然而,日本在統治台灣初期,首先面臨漢民族激烈的武裝抗日運動。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三羅福星的苗事件,是台灣漢民族的武裝抗日時期,日本大肆屠殺了抗日漢人。

  日本的台灣總督府,除了鎮壓漢人的武裝抗日之外,也和山地人聯合對抗日本,因而採取分治政策,在行政上把山地人所居住的山區「蕃地」劃為特別行政區,而漢民所居住的「平地」劃為普通行政區。

  在「蕃地」的特別行政區,不施行民法及刑法,任由警察恣意統治「生蕃」,可以說是一種無法律地區。

  日本據台初期,因傾全力於鎮壓漢人,故對山地人採取撫綏政府,但是山地人如果有反叛的跡象,則嚴厲的討伐,並施行「隘勇線」的封鎖政策。

  日本的台灣統治,到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時期。才將鎮壓漢人的武裝抗日運動告一段落,而在「平地」建立起穩固的統治權。

  從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開始,日本才有餘力去征服「蕃地」,擴大其統治領域到山地,從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五年,佐久間親自率領軍隊,大肆討伐「生蕃」,沒收槍枝。在此五年討伐期間,日方共耗弱一、五四○萬日圓,動員大批軍警,其中僅受傷者二、二○○人,從山地沒收了槍枝一八、○○○支。

  雖然如此,但日方仍然未能完全征服山地人,於是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年,再繼續施行討伐「生蕃」政策。到了一九二六年,除在高雄旗山郡深山裡居住的二十六戶五五○名山地人未歸順外,台灣的「生蕃」總算全部被征服了。

  從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二九年的三十五年間,日本為推行「理蕃」政策,總共耗費八千七百餘萬日圓。

  日本之所以不惜任何代價和犧牲,企圖徹底征服山地,其主要目的在於從山地人手中掠奪佔全島面積約六成的山地及其資源。

  據一八九五年十月台灣總督布「官有林野取締規則」,凡是未具有明確的土地所有權狀的土地,皆被視為屬於官方的土地。如此一來,山地人所居住的所有「蕃地」,因都未具有任何土地證明書而被沒收為國有土地。

  而且,對缺乏資源的日本來說,山地是台灣的寶庫,如樟腦是日據初期台灣總督府的重要財源之一;其原料的樟木以及在國防上所需要的熱帶木材等,都生長在深山。因此山地的開發,被視為日本殖民台灣所追求經濟價值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然而,居住在山地的「生蕃」,對日本的開發表示反對而形成最大的阻礙,如何處理山地人,成為日本「理蕃」政策的焦點。

  台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是山地行政的智囊,他於一九○二年十二月提出「有關蕃政問題的意見書」,建議台灣總督採取經濟主義的「理蕃」政策。

  根據持地的意見書,認為台灣的山地是日本帝國未來的林業、礦業、農業等利源所在。於是,在日本帝國主權者眼裡,應該只有「蕃地」而沒有「蕃人」才對,因為「生蕃」是從社會學上看雖然屬於人類,但是從國際法上看就如動物。日本帝國為了經濟和財政上的利益,應該重視「蕃地」,而對「生蕃」發動討伐。持地甚至於主張日本可滅絕「生蕃」。不過討伐而滅絕山地人的費用頗鉅,因此他建議採取「討伐」和「撫育」並用政策。

  持地的主張,特別是「討伐」政策,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加以採用而大肆展開討伐作戰,果然證實了消滅山地人是一件難事。

  因此,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曾任總督府蕃務總長的大津麟平,依照他在台十八年間共有八年從事理蕃事務的豐富經驗,批評佐久間的「討伐」政策,建議主張應該採取「討伐」和「撫育」並重政策。

  大津在『理蕃政策原議』中,強調「理蕃」政策的最大目的為經濟的利益。他認為,為了達成此目的,必須先發動「討伐」而從「蕃人」手中沒收槍枝,然後實施文明開化的教育,讓「蕃人」放棄從前的狩獵生活。最後,迫把「蕃人」從「蕃地」移居到靠近「平地」的河川地去耕田,從事集約農業。如此一來,日本當局因得交通之便,容易控制「蕃人」,還可以節省不少理蕃費用。更進一步,可以有效地利用「蕃人」的勞力。

  他又說:「蕃地」是山地,氣候涼快,適合日本人居位,故可促進移民政策,讓日本人移居山地。同時利用山地資源,讓日本人經營製樟腦業、木材業、礦業、製茶業等。

  大津的「理蕃」政策,反映當時日本殖民主義的目的和所需,除了奪取山地人的土地和資源之外,甚至於想利用山地人的「勞力」,視為開發台灣產業的另一重要資源。

  霧社山地人的抗日

  霧社位於台灣中部埔里的東方,濁水溪和哈奔溪上流在此交會,為海拔約一千二百公尺的臺地。在地理上,為台灣島中心,在交通上,為埔里到花蓮港橫貫公路的扼要地點,山明水秀,氣候適中,被認為是日本人最好的移民地。如果在此地區,開發日月潭發電和原始森林裡的各種資源的話,霧社將成為日本帝國在台灣南進基地的心臟。

  然而,霧社有「霧社蕃」居住,他們屬於泰雅族(Tayal),即最鐃勇尚武的黥面蕃中的賽德克族(Seddaka)。一般說來,山地人從事打獵和旱田耕種,部落(即「蕃社」)散落山澗,是一種由頭目領導而有嚴格紀律和道德的共同體組織,這裡也是一個沒有小偷和梅毒的大同世界。

   山地人唯一的財產是祖先遺留下來的土地,以及用大量鹿皮等山產交換來的槍枝。土地是打獵和耕種的生產手段,槍枝是捕獲獵物的生存工具。因此,對企圖侵犯其土地和沒收其槍枝的侵略者,堅決地抵抗。

  日本帝國主義的「理蕃」政策,主力並非在於溫馴的阿美族(Ami)和雅美族(Yami)的所謂「南蕃」,而是以勇敢善戰不易屈服的泰雅族,即所謂「北蕃」為主要對象,遂行武力征服而奪取土土地和槍枝的政策。

  霧社山地人的抗日,早在日本帝國主義佔據台灣的第二年(1896),為了阻止日人侵入霧社,即依靠天險的「人止關」而與日軍開戰(人止關之戰)。

  1897年一月,霧社山地人又殺戳日軍深堀大尉所率領的探查隊一行十四人,因此,遭受日方的大封鎖,以至其所需要的鹽、火柴等無法交易獲得。

  直到1903年,霧社地區的山地人,仍然拒絕日方的「歸順」條件,而被騙用圈套捕殺荷哥社(Hogo)、巴朗社(Parlan)等壯丁約百餘人。於是到了1906年,霧社的山地人表示投降,向日本「歸順」。

  霧社的山地人雖然已表示投降,但是日方並未忘卻報復深堀大尉等被殺事伒,1909~10年,唆使馬駭坡社(Mahebo)的頭目莫那魯道(Mona Rudao)等「霧社蕃」,打擊殺戳深堀的「陶渣蕃」(Tautua)和「托茖克蕃」(Tolokku)。這是日本利用各「蕃社」狩獵地區的利益衝突而運用的「以夷制夷」政策。

  霧社山地人,雖然已經歸順日本,甚至於被日本利用而打擊自己的同胞,但是他們面對日趨嚴密而鞏固的日方警備設施,感到極大的威脅。

  1910~11年,以荷哥社頭目為主謀,想聯合「霧社蕃」的荷哥社、波阿倫社(Boalun)、斯克社(Suuku)以及泰雅族「陶渣蕃」和「托洛克蕃」的力量,發動抗日起事。因為他們對日本的警備設施,例如推動隘勇線而企圖縮小山地人的活動空間,增設派出所及開闢「理蕃」道路,以增強統治權等,提高警覺,認為這些警備設施一旦完備,則他們將完全失卻自由活動的餘地,將逐漸地被日本人殺戳殆盡。

  日方探聽出山地人正秘密地進行抗日起事之後,以埔里觀光名義,誘騙參與起事者五十多人下山,加以逮捕殺戳。

  馬駭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當時二十九歲,因為日方以懷柔政策遣送他到日本觀光所以未加入此一抗日計劃。但是,1920年台中的山地人「沙拉馬歐蕃」Salanao)抗日起事時,三十八歲的「霧社蕃」總頭目莫那魯道,與荷哥社的有勢力者達基斯比鄂(Dakkis Piho),乘日方在霧社的警備單薄之機,響應沙拉馬歐的抗日,意圖在霧社地區也發動抗日起事。

  他們正與馬駭坡社、波阿倫社、荷哥社、巴朗社以及「托洛克蕃」各頭目和有勢力者共同商討起事時,此計劃被荷哥派出所的警察樺澤重次郎探知。日方立即採「以夷制夷」策,將這些陰謀抗日的山地人約四十多名,組成霧社山地人的「沙拉馬鄂蕃討伐隊」,使他們攻擊的對象,從日本人轉向山地人同胞身上,讓他們成為鎮壓山地同胞工具。當然,從此以後,莫那魯道也變成日方所注意的「不良蕃人」,而受到日警的監視。

  莫那魯道領導的霧社地區山地人抗日計劃,據說醞釀很久。利用霧社及其四周「蕃社」頭目和有勢力者集合時,相互討論如何聯合以對抗日警。

  1924年十二月,埔里街舉行漢人的大拜拜,台中州能高郡郡內的山地各頭目們,也應邀到埔里參觀。當時,莫那魯道向頭 目們提議以南北兩蕃聯合響應發起抗日運動,獲得「霧社蕃」苛哥社、巴朗社和泰雅族「萬大蕃」,以及屬於「南蕃」的布農族(bunun)的卓社(Takushya)、過抗社(Kakooshya)、干卓萬社(Kantabanshya)等的同意。

  於是,莫那魯道回馬駭坡社後,在該社後山計玆克(Shinshiku)的墾地上蓋避難所,以備作戰退避之用。各部落也從墳墓裡紛紛地挖出槍枝,準備和日本人一決死戰,並且從塔羅灣高地到馬駭坡社一帶,也暗中建防禦日本的塹壕。

  但是,此一計劃因為反對起事的「陶渣蕃」頭目向日警密告,所以莫那魯道等不得不被迫放棄。當時日警在馬駭坡社後山發見二棟避難所,又從各部落沒收了槍枝十五支,由此足證他們確實認真地準備抗日起事。雖然如此,但日方考慮莫那魯道擁有強大的勢力,其影響力遠超過日警的威力,因此只好安撫勸導而未予追究。

  霧社事件的原因

  日方以武力「討伐」山地而沒收槍枝之後,在「蕃地」推行所謂「現代化」。例如,指導「蕃人」種稻火、養蠶、造林等,以取代山地人從前的打獵生活;設立學校,普及日語,以便推行同化政策;設立公共廁所及墳墓等衛生設施和醫務所,同時禁止山地人保留刺青、長髮、拔牙、屋內埋葬等風俗習慣;設立交易所從事商品的貨幣買賣,同時禁止秘密交易,以便防止槍枝流入山地等。

  然而,日方要開發山地推行「現代化」,其大前提必須謀求警察控治權的強化和擴大,以便役使山地人的「勞力」。

  因此日方鎮壓某些山區後,就馬上充實警備設施,利用山地人的勞力,從事山地的建設。例如在霧社分室管轄內,增加了二十三個派出所。除了派出所的興建外,另開闢馬路,架設鐵線橋、舖設電話線等,都是重要的警備設施。

  山地人每逢建設,必定被強迫從事砍伐森林、土木、運輸等苦工。每日工資,在平地為六十日錢,全台「蕃地」平均為四十日錢,而霧社地區則低廉到二十到三十日錢。不但如此,霧社地區還採用「工人票」制度,即先行登記勞工日數,等竣工時才發給工資。故容易發生弊端,山地人有時領不到工錢,或只領到一些鹽以代替工資。

  除了以上的強制勞役外,平常也隨時被日警徵召出來,從事維護馬路等免費的義務勞役。這些連續不斷、有增無減的強迫勞役,威脅到山地人的耕作(經濟生活)和安樂(健康生活),使山地人陷於半奴隸的處境。

  對山地人的強迫勞役,乃是霧社事件的最大原因,這是連日本當局都無法否定日本的警察在山地像個「土皇帝」,而且專幹密探「蕃情」治理「蕃人」的工作。推動山地的各項建設,是他們從山地人的工資抽頭貪污的好機會。他們視管轄的山地人如奴僕奴婢,濫用職權役使山地人,一不高興就隨便毆打。山地人在日本人面前,連一點兒人格的尊嚴都沒有。

  加上,日警對山地婦女往往以強權來威嚇,玩弄感情,亦即為了控制山地人,逼迫頭目或有勢力者將女兒嫁給日警。這種政治性的婚姻,只不過是日方治理山地政策的一種工具,故始亂終棄往往也是其悲劇下場。莫那魯道的妹妹就是被日警遺棄者之一。

  原來在半獵半農的山地人社會中,婦女受到相當的禮遇,但日警對她們的暴行,已嚴重地破壞山地原有的良風美俗。山地婦女的處境,正代表山地人在民族上和社會上所遭受到的差別待遇和壓迫。

  除了這些原因之外,日本當局企圖奪取山地人的土地,恐怕是霧社事件最重要的潛在因子。

  日本的台灣總督府在1930年正準備一項五年蕃地開發調查。該年九月九日,以總警四○四號台灣總督府長官人見次郎之名義,下令各地方理蕃課進行山地調查。這是針對如何開發「蕃地」和遷移「蕃人」的問題所做的調查。露社抗日事件雖然表面上並未直接對此調查表示抗議,但是此調查計劃因霧社事件發生而被迫暫時擱置。1931年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總督府召開會議時,進而變更計劃,停止遷移山地人的土地調查。

  由上可知,日方計劃「蕃地開發調查」,可以說是霧社事件的重要原因。因為山地的開發,其目的無疑地在奪取山地人所居住的土地,以推行日本在台灣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化。

  霧社山地人抗暴起事

  1930年的霧社事件,從歷史淵源和因果關係來看,是必然發生的抗暴運動。

  台灣總督府當局,為了推諉「理蕃」政策的紕漏,以「蕃人」未收藏糧食、蕃愚昧、「蕃婦」照常織布釀酒、「蕃童」照常出入派出所、「蕃人」在郵局的存款三個月領出不多等理由,解釋這是「生蕃」突發性的「出草」(砍頭)事件。

  但是,日本人也無法否定,「霧社蕃」總頭目莫那魯道在此事件中的深謀遠慮,機警地先發制人,攻擊日警,以及他與荷哥社比荷薩波(Pkho Sappo)、比荷瓦利斯(Piho waris)等發動抗日運動的主動性。不過,日本當局也對莫那魯道強烈的反日思想感到頭痛,一直尋找機會要把他處理掉。

  當1930年八月霧社小學宿舍工程開工時,霧社分室決定從馬駭坡社後山西仔希克採伐建築用木材。西仔希克為馬駭坡社的狩獵地,是也「霧社蕃」祖先發源的「聖地」。日警有意積極地對馬駭坡社的莫那魯道施加壓迫,使其陷入窘境,同時從破壞霧社山地人精神所寄託的宗教「聖地」,來鎮壓全霧社山地人。

  在興建工程時,日警分給陶渣和托洛克兩蕃最輕鬆的壓平地基工作,給巴朗社也是較輕鬆的採砂石工作,將最艱難的工作,亦即是挑木頭翻山越嶺走二天路才算一天份工資四十日錢的工作,分配給馬駭坡社、荷哥社等所謂「不良蕃人」最多的各社。

  不但如此,日警付給陶渣蕃和托洛克蕃及巴朗社等工資三百六十二日圓十日錢,但直到事件發生前,對挑木頭的馬駭坡社等未付一文。

  從各跡象顯示,當時兩者正醞釀緊張的關係。

  十月七日,日警吉村克已和莫那魯道的長子達達鄂莫那(Tadao Moona)發生互毆事件。馬駭坡派出所和監督所的主管向上司要求乘機嚴辦莫那魯道父子。但能高郡警務課當局對此案的處理態度非常謹慎,雖然拒絕接受莫那魯道的道歉,卻遲遲不表示處理方針,似乎正陰謀擴大事件。

  此時,莫那魯道花二十日圓購買倉庫,陸續搬運已所收割的旱稻一事,被日警發現。十月二十四,莫那魯道立即提高警覺,並採取應變措施,以先發制人起事抗日。

  十月二十四~二十六日,是決定霧社抗暴起義的關鍵性的日子。十月二十四日,莫那魯道到荷哥社,與該社有勢力者達基斯比荷飲酒,商討抗日起事。當晚,荷哥社的比荷薩波、比荷互利斯等八名,也討論抗日起事,決定先推舉馬駭坡社的莫那魯道為領導人。

  二十五日,比荷薩波一早就出去,託稱上山開墾,事實上是從事秘密連絡。在波阿倫社,每月二十五日定時召開青年會,訓練六十五名青年接受軍事教育,但十月的當天,缺席者竟然多達二十三名,其中六名,於二十三日以打獵名義,向派出所借槍枝和子彈。再則,二十五日當天,山地人警察花岡一郎,即荷哥社的達基斯諾敏(Dakkis Noobin),說是為參加二十六日霧社小學校和公學校及蕃童教育所聯合舉辦的學藝會,獨自到馬駭坡社去。

  二十六日、花崗一郎參加學藝會。比荷薩波又去馬駭坡社,與莫那魯道見面。當天晚上,比荷薩波與巴朗社的壯丁三名商議起事,並請二名巴朗社人,監視其出身萬大社的妻子,自已則與另一名巴朗社人一起去塔羅灣社(Tarowan)協商。莫那魯道也派塔羅灣社頭目的長子泰摩莫那(Taimo Moona )到荷哥社協商。

  於是二十六日深夜,在馬駭坡社,莫那魯道與荷哥社頭目達達鄂能坎(Tadao Nookan)、波阿倫社的有勢力者譚羅巴(Watan Roobai)等,共謀起事時的佈署。

  二十七日黎明,莫那魯道將馬駭坡派出所警察杉浦斬首後,向該社宣布抗日起事。

   每年十月二十七日是台灣神社的大祭典。霧社地區則每年照樣舉行一年一度的盛大運動會。除了霧社小學校的日藉兒童外,霧社公學校和八所蕃童教育所的山地兒童和少數漢人兒童皆參加。當天,日本兒童的家長們都去參觀,當地各機關首長能高郡郡守以下也應邀列席。

   而且,從二十六日的學藝會到二十七日的運動會這二天,可以說是日方警備最鬆懈的時期。二十七日當天,霧社分室與各派出所之間不做早上七點例行的電話聯絡,列席運動會時,大部分的警察也不攜帶武器。對抗暴起事的霧社山地人來說,十月二十七日是不可失卻的絕好機會。

   二十七日清晨,莫那魯道在馬駭坡發起武裝抗日,其長子達達鄂莫那到「霧社蕃」的「聖地」西仔希克,殺戳從事砍伐而凌辱「聖地」的日警吉村和岡田。其次子巴薩鄂莫那(Bassao Moona)率領四十餘名馬駭坡隊向霧社出發,經塔羅灣社時與塔羅灣隊匯合,共同襲擊派出所。然後到荷哥社與比荷瓦利斯等三十名荷哥隊聯合,襲擊荷哥派出所。

  莫那魯道則率隊到波阿倫社,派五十人負責襲擊能高東西幹線的各派出所,並且切斷電話線,破壞警察通信系統。

  在荷哥社,有馬駭坡、荷哥、塔羅灣、斯克、波阿倫等五社人馬匯合。於是分為「青年組」和「老年組」。「青年組」由巴薩鄂莫那指揮,約一百數十名,負責襲擊霧社公學校運動會,「老年組」則由莫那魯道指揮,約有六十名,負責襲擊霧社分室及日警宿舍、郵局、旅館等,砍殺日本人,掠奪霧社室倉庫內的武器。另外,還派人到羅托夫社(Lodofu),宣布抗日起義,邀其加入抗日的行列。

   霧社起義的六社約有三百名壯丁,以運動會在八點鐘升旗唱國歌為信號,開始發動總攻擊,殺死日本人一百三十四名,掠奪槍枝一八○支和子彈三三、○三九顆,山砲和野砲用的火藥二、二○○包。

  日本軍警的大鎮壓

  二十七日上午八點五十分霧社山地人抗日起事的消息,首先傳到埔里.

  日方迅速出動陸軍飛行隊第八聯隊的三架偵察機,於下午四點半自屏東基地起飛,下午五點五十分抵達霧社上空,從事偵查及初步控制局勢的任務,然後飛回鹿港待命.

  雖然日方飛行隊從上空偵查,但是霧社與外界的聯絡中斷,故無法得悉山地 人騷擾的詳細實況.為了防止騷擾範圍的擴大,日方令霧社四周的警察派出所,迅速組成部隊出動,以便沿途控制和防禦山地人的[出草].

   台中州警務部長三輪幸助親自率領警察部隊趕往埔里,設立搜索隊本部.同時,為了早日收復霧社及拯救尚生存而瀕臨絕境的日本人,決定派遣高井部隊(八七名)和工藤部隊(六八名)趕往霧社。

  高井和工藤兩警察部隊,沿途受到台南的宮川警察部隊(一四九名)和台灣第一步兵聯隊分紮台中的大泉部隊(一二四名和機關槍六支)的協助,並且獲得航空隊的掩護支援,於二十九日上午八點鐘進入霧社,達成收復霧社的任務。

  駐守台灣的軍事當局,認為霧社山地人特地挑選十月二十七日,當霧社地區的日本人集合在霧社公學校運動會場的機會,集體殺戳日本人,而當日方軍警先鋒部隊進攻霧社時,又激烈的抵抗,實可判定山地人顯然是抗日造成,打算與日本一決死戰,這實已超越警察取締的範疇,必須由軍方以嚴厲的行動鎮壓,才能撲滅此一危險的抗日舉動。

  上述軍方要以軍事行動鎮壓的建議,最初台灣總督府當局,因顧慮軍方的干與會擴大其權限而加以拒絕。雖然如此,軍方仍然以支援警察部隊為藉口,採取加強軍力的措施,下令駐紮台灣各地的部隊出動。二十九日,台灣軍司令官渡邊錧太郎任命台灣守備司令官鎌田彌彥少將為總指揮官,派其至霧社坐鎮,並命分駐台中的台灣步兵第一聯隊第三大隊大隊長松井少佐,率領該軍主力(二一八名)出動。

  鎌田少將和松井少佐,分別於三十日抵達埔里,立即與台中州知事水越幸一、警務部長三輪幸助等開會,獲得他們贊同以軍事行動實施鎮壓。

  可是,台灣總督府當局仍然對軍事行動猶豫不決。於是渡邊軍司令官於三十日晚上親自造訪台灣總督石塚英藏,經過會談而獲得同意。當晚九點,台灣軍司令部以「公報」正式向軍隊發布命令,以軍事行動來鎮壓抗日的山地人。軍方決定站在前線鎮壓抗日山地人,是因為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迅速行動鎮壓並掌握局勢。因為軍方對此戰爭很有把握,不但擁有訓練有素而又有組織和規律的兵步隊,還有最精銳的各種新式武器,只擁有舊武器的山地人與之相較,根本實力懸殊不能相比,一旦觸發戰爭,立即可粉碎「生蕃」。

  到了十月三十日,霧社已集合了由台中、台南、台北、花蓮港及宜蘭等各地出動的軍隊,有步兵五二二名,山砲兵七四名、飛行兵八○名、憲兵二名,共六九三名。此外,有協助軍隊擔任後方連和運輪軍糧的警察部隊,共七五○名。

  十月三十一日早上七點半,台北山砲隊從霧社台地向荷哥社砲轟,於是展開了日軍和霧社山地人的戰鬥。

  日軍以佔領馬駭坡社為目標,開始進攻。松井大隊的主力即三中隊,先攻破羅托夫社和荷哥社,順利進攻到斯克社。但當永野小隊經布卡散溪南岸到塔羅灣社的塔茲仔克‧哈達干高地時,卻遭受荷哥社頭目幸幸鄂諾干所指揮的荷哥和波阿倫隊的夾擊,經過猛烈的射擊,雙方徹夜僵持。十一月一日,松井大隊的主力前來援救,才得擊退山地人,佔領塔羅灣高地。

  從花蓮港經過能高橫貫路趕到霧社的後藤部隊(八四名),於十一月一日也開始進攻馬駭坡社。但是遭受馬駭坡、波阿倫的仔攻,不得不放棄從正面進攻的戰略,改用迂戰術,於二日闖進馬駭坡社。

  日軍意外地感到敵不過抗日的山地人。他們原來非常輕視山地人野蠻未開,認為可以輕而易舉地壓制。然而經過第一次的交戰,才發見山地人不但善用天險的地理防禦作戰,且戰術高超又很勇敢,尤其那種不屈不撓與日軍抗戰到底的精神,更使日軍感到無比的驚駭。

  於是,日軍當局決定加強軍力,於十一月一日令駐紮台南的台灣步兵第二聯隊安達大隊(七三○名)出動。安達大隊分別於十一月二日和三日抵達霧社,四日加入戰線,佔領馬駭坡溪口的高陵地。

  另外,有山砲大隊三十六名和二門山砲加入增援,砲台基地也從霧社台地推進到斯克社,砲轟塔羅灣和馬駭坡兩溪谷的敵人陣地。

  十一月五日,為了切斷抗日山地人在布卡散溪和馬駭坡溪的連絡,安達大隊進攻一字形高地,在此遭受死守陣地的馬駭坡和波阿倫的猛攻。經過三小時的激烈戰鬥,日軍方面戰死十五名,負傷十名,輕機關槍二支、三八式步槍十七支、手槍一支、小槍用子彈二、二○○顆等被山地人掠奪而去。

  當時松井大隊雖然乘安達大隊苦戰之機,進攻塔羅灣的獨立高地,而順利佔領,但是經過這次苦戰和犧牲,日軍當局深深地感到,用軍隊的力量,已無法屈服和掃平山地人的抗戰意志,為了討伐「生蕃」而犧牲皇軍是非常下策。

  於是,日軍一方面設立兵站,鞏固陣地,加強與後方連絡,準備持久戰,另一方面決定全面地採用「以夷制夷」之策,亦即利用日本的「反蕃」陶渣和托洛克兩蕃等北邊的山地人,及南邊的巴朗社的山地人,來對付抗日的霧社山地人。這是「以毒攻毒」的最有效攻擊手段。

  事件的結局

  日本當局決定利用「友蕃」,可以說是為扭轉戰局以謀求勝利的毒計。

  日軍雖然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但是面對士氣高昂的山地天生戰士,在原始森林中神出鬼沒地展開游擊戰時,日軍簡直是拙策得無計可施。連日以來,日軍動員飛機、山砲、機關等,展開猛列的轟炸,但是面臨幾百萬年的原始森林和懸崖岩窟時,這些現代的武器無法充分地施展其威力。

  然而,利用「友蕃」來鎮壓和掃平「騷擾蕃」,原是日方從前「以夷制夷」的「理蕃」政策的重要一環。這一次,日方當局更是刻意地選擇「友蕃」,並依其與「騷擾蕃」的關係,來分別操縱利用。

  陶渣和托洛克兩蕃,因與「霧社蕃」歷來有敵對仇恨關係,被選為攻擊破壞的「奇襲隊」,專門替日軍去破壞霧社的耕地,使抗日山地人陷於糧食不繼的絕境,並出動從事搜索和襲擊,站在第一線參加打仗。

  巴朗社人因與抗日的霧社六社人有同族的親戚關係,最適合於擔任勸告投降的角色,迫使抗日山地人從心理上崩潰屈服。日方再操縱所謂「投降者」,以便收回被奪去的機關槍等武器。

  十一月八日,鎌田司令官召見並鼓勵陶渣和托洛克人。從此日方利用他們出戰,這些「友蕃」由所謂「蕃地通」的日警操縱,根據擄獲抗日山地人的頭顱數目,給與獎金。

  因為利用「反蕃」出戰,從此以後,霧社山地人的抗日戰爭,變成山地人之間的互相殘殺。日軍在旁觀看,日警在後操縱,使霧社事件變成山地人自相殘殺的悲劇。「投降者」日漸增加,在羅托夫和希寶的兩個收容所,合計共收容五百六十四名俘虜,日方稱為「保護蕃」。

  日軍方面,自從十一月六日起停止出兵作戰,僅維持佔領地的兵站,並用山砲和飛機向馬駭坡岩發出猛烈砲轟。

  特攻式飛機,從十月二十七日率先出動後,以空襲發揮擾亂和破壞敵中樞的功能,針對霧社山地人的最後堡塞馬駭坡岩,不斷地投下炸彈,其中包括榴彈、照明彈、燒夷彈、催淚彈、鉛彈、以及特製瓦斯彈(這是用青酸作的)等所謂毒瓦斯。日軍還派人到台灣,觀察轟炸的效果。

  設在屏東的陸軍第八聯隊飛行隊,其任務原為偵察而非轟炸,但因實際所需,連夜研究改良為可供轟炸的偵察機,並且為了飛行安全和有效地投下炸彈,還派專人前去觀察氣象。

  十一月十八、十九日,航空隊投下特種砲彈一百顆後,日方派一位公醫由「友蕃」陪同進入馬駭坡岩窟地區,研究特種砲彈的效果。

  對日軍來說,霧社事件不但提供了軍事演習的機會,還提供了新式化學武器試驗的機會。

  而且日軍當局在此艱辛的苦戰中,發現山地人是非常優秀的戰士,除體格和戰術外,其不屈不撓的尚武精神和視死如歸的氣魄,無不令日軍感動而稱讚不已。

  台灣的山地是日本帝國建設南進基地的「經濟」資源,而山地人的組織和訓練也可為日本南進的「兵力」資源。

  霧社山地人的抗日戰爭,於十二月八日當最後的抗日健將達達鄂莫那自殺身亡,可算告一段落。

  日方對事件的責任問題有所討論,台灣總督府當局為了逃避行政上的責任,企圖為日方培植的兩位山地警察辯護,亦即是荷哥社出身的幸基斯能敏即「花岡一郎」,和該社出身的達基斯惱伊(Dakksi Nawi)(即花岡二郎),並非主動投入抗日行列,而是情勢所迫不得已被牽連的,因為他們寫遺書向日方道歉,穿著日本和服自殺。

  事實上,「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並非兄弟,而是在日方的「理蕃」政策下,刻意堷養出來的統治工具,自殺死亡後,還被台灣總督府當局利用。

  台灣總督府不肯承認霧社事件是有思想、有計劃、有織織的抗日事件。但無論如何,霧社的山地人只殺日本人而不殺漢人是事實。總督府當局也非常重視這一點,一直懷疑漢蕃之間是否有所連絡或陰謀,並藉此對漢人施加壓力,加強監視漢人的社會運動。

  然而,台灣總督府畢竟不能逃避事件的責任。警察當局為什麼事前未能覺察,防患未然。民間盛傳花岡一郎雖任日本警察,但參加同胞的起事計劃,事件發生時脫下日警制服換穿蕃服,以參謀身分指揮山地人與日軍打戰等消息。這些均可證明日本歷年來的「理蕃」政策是失敗的。

  台灣總督府當初對軍隊的出動鎮壓深表猶豫,並且對有關霧社事件的報導,實施嚴格的新聞管制,而動員御用記者製造輿論,主張霧社分室主任佐塚警部等責任當局已遭殃,不必再擴大責任的範圍等,這正表示其用心在於想盡辦法逃避責任。

  然而在霧社事件的過程中,日本為了討伐三百多名抗日的山地戰士,竟動員了日軍一、五六三名,日警一、二三一名,以及「友蕃」以出動率來算達六、八二二名;使用山砲、機關槍等新式武器以及飛機和各種炸彈;耗費財政高達五二三、二五八日圓五九日錢。

  另一方面,在抗日起義的霧社山地人方面,犧牲更大。起義的馬駭坡、荷哥、羅托夫、塔羅灣、斯克、波阿倫等六社,人口總共有一、二三六名,其中戰死或自殺的達六四四名,「投降」而被收容為「保護蕃」者有五六四名。這些生存者的「保護蕃」,後來又在日警的陰謀之下,被陶渣蕃襲擊而有二百多名被殺。劫後餘生者,僅男一五三名、女一四五名,合計二九人名而已。霧社起義的山地人被殺的約一千名,瀕臨滅種狀態。

  綜合日方和抗日山地人的這些犧牲和代價,台灣總督府無論如何也逃避不了責任。

  日本的中央政府對台灣總督府當局敷衍塞責的態度極為不滿,認為霧社事件一切原因歸於台灣總督府的失政,因而導致無辜的日本人被殺,而新歸順的皇民也遭滅族的命運。霧社事件是日本帝國殖民地史上的一大污點,也是昭和時代一大不幸的悲慘事件。

  一九三一年一月,石塚英藏為表示負責而辭職,遺缺由日本在南滿 的關東廳長官太田政弘調任。

  太田是警界出身,又有經營殖民地的經驗,被認為刷新台灣警察行政最適當人選。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前夕,在「北進」和「南進」的雙管策劃下,太田總督奠定「南進基地」台灣的「理蕃」政策為「同化」政策,並從此大力推行山地人的移居,採取山地人農民化的政策,將台灣殖民地編入對外侵略戰爭的「總力戰體制」的一環。

  結論

  霧社事件是日本在台灣地「現代化」政策的過程中必然發生的事件。日本先從山地人的手中掠奪槍枝,將其武裝解除之後,再企圖掠奪其所居住而賴以維生的山地,把他們從深山趕未來,移到勞力集約的農耕地區耕田,並把他們當作提供廉價勞力的資源。

  在此一開發山地的過程中,日本人不斷地加強對山地人的壓迫和榨取,威脅山地人安定快樂的生活。故霧社事件可以說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對抗種族差別和經濟榨取政策所發的嚴厲抗議,也是日本殖民地統治下台灣最後一次最大規模武裝抗日。

  抗日起事的山地人面對強大的日軍而毫無懼色,發揮了高度的智謀作殊死戰,使日方不敢輕視,反而大為讚佩。山地婦女一個一個慷慨自殺,激勵其夫與日軍決一死戰,其悲壯之舉連鐵石心肝的日軍都感動而又慚愧。

  被日方操縱利用的所謂「友蕃」,在日方刻意的安排下,被冠上無法洗掉的「走狗」的污名。但是他們也同樣是日本「理蕃」政策下的犧牲品,其命運與移居「川中島」地區的抗日霧社山地人生存者一樣,被迫放棄祖先之地,移居到血淋淋的霧社,受日軍嚴厲的管制,被強制從事勞役,後來甚至以「高砂義勇隊」的名義,被遣送到南洋打仗。

  山地人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南進」政策下,飽受犧牲,這是多麼不人道的事。

  然而,山地人的抗日精神,在中國近現代抗日運動史上居重要的地位。

  在台灣島內,台灣民眾黨以報導和宣傳霧社事件支援抗日的山地人,並曾試圖打電報到國際聯盟,揭發日軍使用毒瓦斯的不人道事實。台灣民眾黨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二月,被禁止結社,遭遇解散的命運。

  台灣的抗日運動失卻了合法活動的餘地,他們紛紛投入中國本土的抗日行列,而霧社事件的抗日精神經由他們帶進中國本土,大肆宣傳,說台灣的少數民族山地人都起來抗日,被壓迫的中華民族更應起來抗日。

  一九三一發生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日本建立偽「滿州國」,在日本極力推動侵略中國的政策下,一九三七年發生七七事變,中國本土也揭開了全民的抗日救國運動,中國人也與霧社山地人一樣,勇敢而悲壯地投入抗日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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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  - 請筆者順一下稿吧   |70.79.14.xxx |11-09-06
一下子1895 一下1995 年代的部分有些筆誤, 年代錯誤大大影響閱讀者對文章內容準確性

隨便舉個例

從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二九年的三十五年間,日本為推行「理蕃」政策,總共耗費八千七百餘萬日圓。
jhf   |124.12.196.xxx |11-10-16
這是台灣歷史與中國何干?
匿名   |113.197.209.xxx |13-06-03
历史,只要与中国有关,则不得不提到中国。日本历史如此,韩国历史如此,台湾历史亦如此。摒弃你的台湾-中国吧。过度敏感只会作茧自缚。历史,仅咎事实,无妨政见。
老爹   |61.231.245.xxx |12-05-08
作者是知名的史學家,在未精確校稿情形下,筆誤在所難免。但能遍詢史料、口述彙整霧社事件遠因、近因,作簡明分析已屬難得。
歷史並非單一事件的探討,而是大環境異變的成因與後果的檢討。
春帆樓的一紙合約,就日本而言,背後顯像是陸軍部與海軍部的角力,實質是日本寄望於領土、主權的擴張。一九三0年的霧社事件是日本南進政策中的反抗事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的中國抗日戰爭,也是日本大陸政策下一連串的反抗歷程;在近代史上雖無關聯,但皆為當時一個國家制訂擴張政策下,同樣的血腥過程,他們的結果應給予人類作為未來的警惕,而不是挑起仇恨,這就是歷史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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