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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靈之邦

原住民族基因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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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叔倬/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講師
  前言

  人類基因組序列的初步完整解碼,宣示生物科技時代正式來臨,不論是社會、政治、經濟都將隨之而動。世界各地原住民族在現代遺傳學發展中提供了豐富的遺傳多樣性材料,幫助科學界獲致極佳的研究成果。在此同時,原住民應該站在基因資源提供者之角色,與主流社會的生物技術商業團體、甚至是國家研究單位交涉,以保障自身的權利。但因為原住民本身對於基因知識的陌生,而私人研究單位或國家研究團體又有意無意地未盡到溝通協調的責任,不僅無法藉由基因資源的研究開發改善原住民生活的困境,甚至進一步侵害了原住民的權利。本文將由國際間原住民人體基因開發研究的倫理爭議,反觀國內原住民基因研究的倫理爭議,並提出可能的立法保障策略。

  原住民人體基因之研究開發與知情同意

  原住民因為長期隔離、族群內婚等因素,其基因組成較為單一;又因為與不同原始環境選擇適應,極可能發展並保留與一般社會不同的特殊基因。最主要的原住民基因研究發展有二大項目:

  第一是學界認為世界各地原住民族因為歷史久遠、來源各異、及族群內婚等原因,擁有較純的遺傳組成,與一般主流社會的遺傳組成不同。因此藉由建立族群遺傳資料庫,除了探討人種遷移的歷史,更可作為法醫人類學比對不同族群嫌疑犯真實涉案的可能性、及親子鑑定比對不同族群之待測定親子親緣的工具。例如遺傳人類學藉由不同人種的基因多樣性分佈,推測現代人種的粒線體DNA是15-20萬年前由一位非洲女性傳衍下來,而提出粒線體夏娃假說(Cann  et  al,  1987)。運用在法醫人類學,可比對不同族群嫌疑犯的遺傳型別與案發現場血液遺跡中遺傳物質相符合的可能性,統計真實涉案的機率。以族群的群體性作為研究目標,就必須注意下列三點原則:一是挑選同族群、但三代間無家族血緣關係的採樣對象,以防止家族代表性取代族群代表性;二是一定數量的樣本,一般來說最少50名,才能真實反應族群的遺傳特性;最重要的是每一檢體來源必定是最少三代雙親都為族群內婚的純種。

  第二是學界認為原住民族在適應原始環境時,極有可能對不同疾病發展出不同的感受性,甚至演化並保留與一般社會所不同的意外基因;於是學界在全球各族群中尋找致病或抗病基因,希望進一步促進醫藥衛生的開發與利用。所以尋找致病或抗病基因的採樣策略與建立族群DNA資料庫完全不同,以族群的特殊性作為研究目標,需要採樣的是有患病的家族,詳細調查所有家族成員的親緣關係與是否罹病,並且對家族成員採樣越完整越好,才能經由基因連鎖分析釣出疾病基因。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追蹤委內瑞拉境內少數族群罹患亨丁頓舞蹈症家族族譜,經由調查採樣該家族2600名成員中有100人出現亨丁頓舞蹈症症狀,其他1100名青少年則有大於50%之機率會在中年發病(楊玉齡譯,1994);最後找到亨丁頓舞蹈症致病基因(Rubinsztein DC et al,1996)。

  世界各地原住民族在現代遺傳學發展過程中提供了極豐富的基因多樣性材料,在研究人類起源與遷移,或是尋找致病基因,都為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貢獻。自70年代開始,國外基因研究團體即對各地世界原住民採取檢體,進行基因研究(Cavalli-Sforza et al,1994)。人類演化與遷徙的基因研究以史丹佛大學族群遺傳學家Cavalli-Sforza所著<>為代表,將70年代以來所有族群遺傳所的得的數據集結成冊;特殊疾病感受性基因的研究更是不記其數,每年發表的論文以千計數,可顯示全世界原住民對於科學發展的重要貢獻。

  但在過去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與原住民雙方對於基因的認識差異太大,故產生許多倫理爭議。研究者用基因分子解釋人類,忽略族群、文化、生態環境等整體觀,同時為了追求更精進的醫學進步,未注意到研究過程的程序正義;相對的原住民多處於未開發狀態,對基因知識毫不熟悉,渴望西方醫療資源的積極介入,卻在未被告知的情形下被採檢研究。一位亞瑪遜河流域原住民表示:「科學家來採我們的血,說我們的血中有蟲,要帶回去檢驗,並帶藥品來醫治;幾十天過去了,科學家回來,沒有檢驗報告,也沒有藥品;卻進一步說:你們的血在運送過程壞掉了,要再抽一次。」(中國時報,1995)

  隨著人權意識的高漲,研究者也漸漸了解研究倫理的重要性。1995年6月於加拿大曾召開「極地原住民健康研究及其倫理爭議國際研討會」,回顧過去在極地原住民地區所進行的研究所引發的倫理爭議,並探討研究者應盡的責任,嘗試建立研究者與部落共同參與研究的互動模式(Kaufert JM et al, 1999)。另外美國亦檢討藉由醫療行政推行的疾病盛行率調查,該如何確保當地人瞭解盛行率調查的重要性,並對於如何邀集當地醫護人員參加、如何做到知情的同意等等提出反省(Cox C et al, 1996)。至於族群基因研究資料如何保密與流通,亦有相關論文加以討論(Garden  W,  1998)。甚至在澳洲發展出由研究行政層級控制研究人員進行原住民基因研究時必須要遵從一定的倫理準則,如違背將停止研究經費的繼續提供;並選定特定學校開設課程提供對於原住民研究適當的基本文化訓練及提供倫理議題諮詢協助等(Mathews J & Currie B, 1993)。

  但基因研究者適時的反省並未獲得原住民部落的認同,尤其當研究者越來越醉心於追求基因研究的快速進展時,原住民部落仍居於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弱勢,雙方對於研究的認知差異日漸擴大。不論是對於研究的目的、過程、與結果等等都有衝突;最嚴重的衝突在面對大規模的全球性基因組多樣性計畫時爆發出來(Lock M, 1994)。

  1992年一群北美與歐洲的科學家提出「人類基因組多樣性計畫」(Human Genome Diversity Project),欲針對全世界人類基因差異進行研究  (Roberts L, 1991, 1992),認為人類基因組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日趨完成之時,原住民部落正因主流環境衝擊而日漸瓦解消失;若能結合全世界各地區的遺傳、人類、歷史、考古、語言、演化等相關科目專家,對於全世界各種族做遺傳基因差異的比較,期望能以生命科學的觀點,重建人類起源、遷移的歷史,觀察各族群間的血緣關係,並瞭解各族群對不同疾病的感受程度,瞭解疾病與基因的相關性。該計劃預計在世界上超過5000個族群之中選出最少500個族群、每一個族至少25個無親屬關係的自願者,由研究單位就近前往採取檢體;對取得的血液、頭髮、口腔表皮細胞檢體做DNA抽取、或製成細胞株長期保存。人類基因組多樣性計畫(HGDP)認為此計畫能確實瞭解人種間的差異性,並對於語言、和其他文化特徵之間的相對關係取得確實的證據。該計劃認為能幫助原住民解決現實困境;在1993年美國參議院一份文件中指出:該項目的調查能使特定族群承受的負擔廣為人知,可使更多的民眾知道文化多樣性和促進維持這種多樣性的興趣。

  在計畫討論之初,參與計劃之人類學家即提出堪稱完善的倫理準則:

  1.參與HGDP的研究員必須尊重部落當地的文化與人權,進入部落之前必先尋求正式、適當的方式進入部落,評估此計畫對當地文化的衝擊,在當地行政、衛生、宗教人員協助下對部落人民充分溝通取得共識後方能進行。

  2.同意書必須當地行政、衛生單位及願意提供檢體的個人都同意才能進行,就算是個人同意而行政單位不同意也不能進行採檢;同意書上應註明計畫目的、實驗方法、採檢種類、採檢方法、採檢數量、是否有危險性、回饋方式、及研究必要的個人資料,讓參與部落與提供檢體者知道自己的權利。

  3.研究員必須尋求最適當的方式給予部落及個人適當的回饋。義診與免費體檢不失為一種方式,但仍屬於短暫的回饋;回饋對象不能限定於提供檢體者,必須擴及整個參與部落。如能幫助建立當地必須的醫療設施,提供當地衛生人員適當的訓練與必須儀器,建立疾病後送網絡等長期改善醫療品質的回饋為最優。最好不要金錢回饋,使自願性參與變質為賄賂參與。

  4.對於提供檢體的部落與個人適當的保密,以免受到傷害。

  5.取自於部落提供檢體者的特異基因片段或細胞株,經研發獲得專利、製藥、或品種改良的商業利益,必須適當的回歸部落。

  6.研究結果先經部落審視,對外發佈時避免誤用,造成更大的種族歧視。

  7.適時對部落傳遞現代知識,包括最主要計畫之所以實行的遺傳學觀念,並訓練部落適當的研究人員,使研究能紮根於地方。

  8.本倫理準則需依未來進入部落後當地人民意見等狀況而修改。

  HGPD的研究人員提出倫理準則的用意,乃是希望擺脫過去西方研究人員未告知目的即抽取原住民血液的形象,制度化的建立部落與研究者平等對話的基礎,甚至創造共同推動計畫的空間(Wallace RW, 1998)。

  然而傷害已經造成,過去研究人員的汲汲營營採取血液的形象在各地原住民心中揮之不去。最基本的,在許多原住民文化觀點中,基因並不是簡單人體生化運作的基礎,血液更是靈魂存在的象徵。HGDP的人員認為這是對於基因認知由蒙眛到文明所發生的必然現象,但是以往從來沒有研究人員好好解釋血液與基因是怎麼回事。另外有些族群認為這樣的研究會增加種族歧視,甚至族群動亂;大眾容易在心中認定種族有天生高低貴賤之分,造成社會大眾負面的刻板印象。於是國際原住民族對於進行人類基因組多樣性計畫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美洲印地安人法律聯盟和其他原住民運動組織稱此研究為「吸血鬼計畫」,並提出以下爭議點(林美瑢,1999):

  1.該如何做到完全的「知情的同意」,保障被研究者能在完全了解計劃所有內容的前提下才能進行實驗,並保障被研究者有隨時拒絕他的檢體參與計劃的權利。若研究因被研究者之檢體參與而獲利,該如何保證被研究者的產權。

  2.對原住民人體的干涉程度,侵犯原住民族的文化和信仰價值;若部落領導階層因收受利益而答應研究者的要求,但部落個人不願意配合,造成族群內部的對立時,將對於傳統文化造成衝擊。同樣的若是研究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僅歸於被研究者個人而部落無集體獲益,亦會造成部落組織的危機。

  3.研究者試圖將人體簡化為分子運作的西方科學物化生命的想法,與原住民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崇尚泛靈超自然信仰的一體精神背道而馳。生命既然是大自然的恩寵,將生命/基因專利並販售更是不可思議之事。

  4.原住民過去被殖民的記憶餘悸猶存,面對基因的知識完全不懂,如何證明基因研究不是新形式的殖民主義。尤其研究者指出必須在原住民滅絕或與其他人種混合而消失之前收集其血液與DNA,這種研究前提對原住民族群的存在與延續是極大的冒犯。

  5.研究成果易造成種族歧視,若人類種族可用基因界定,容易被政治利用,導致種族歧視、基因決定論、及優生學的復甦。

  6.人類學家因過度介入此項計畫,將在社區中只關心「追尋基因」,而對於文化和社會等族群本體的關心不夠。

  7.若基因資料被誤用,如研究報導某一族群因基因差異所以對於某種疾病容易感染,保險公司進而不當的提高保費;甚至導致針對某一族群的生物武器被不當發展。

  8.基因研究之成果預期將在治療癌症和愛滋病等許多疾病治療上獲得大幅度的進展,若進一步申請專利或開發新藥,所得利益是否能回歸部落。

  國際鄉村促進基金會(RAFI)首先發現HGDP初擬的第一階段採檢族群的名單,即聯合名單中各族群強烈反彈,並至聯合國原住民工作組提出抗議。各國際原住民族團體在許多會議上持續反對HGDP,並作成相關決議,呼籲完全禁止收集檢體進行人類基因組多樣性研究。1993年澳大利亞原住民中央代表大會通過反對HGDP「吸血鬼」項目的文件。1995年2月的亞洲原住民族論壇向歐洲議會發表聲明:堅決反對人類基因組多樣化計畫並要求予以停止。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呼籲禁止基因專利化,並呼籲、譴責和停止人類基因多樣性計畫的研究。1997年北美原住民族生物多樣性和生物倫理學問題最高會議要求停止任何有關基因研究方案等等。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IBC)亦持反對意見:認為在各種族仍然心存疑慮之時,不宜貿然展開計畫。雖然部落消失的速度越來越快,但是長久以來強勢科學入侵所造成的傷害仍未彌平,研究者不宜再一頭熱的主導整個計畫,應該再多召開各地區說明會。至此HGDP被暫時停止(Butler D, 1999;Dodson M & Williamson R, 1999)。

  大規模的跨國研究雖然暫時中止,但各區域小規模的研究策略聯盟仍舊持續進行。在中國即以相同模式推動「中國人類基因多樣性計畫」(Chinese Human Genome Diversity Project)(Cavalli-Sforza, 1998)。但為了有效的管制基因研究的採樣與試驗,許多國家開始加以規範。1998年加拿大醫學、自然及工程科學、社會及人文科學三個不同理事會共同制訂「三理事會政策宣言:涉及人類研究之倫理指導」,聲明其宗旨在於建立各學科共同適用的研究倫理標準與倫理審查程序,確保各學科被研究者的隱私與權益受到平等尊重。該政策聲明對於接受加拿大國家研究經費之研究者與機構具有約束力。其中對於研究案件倫理審查原則、研究倫理委員會組成、研究倫理審查分層負責、跨國採樣、知情的同意、隱私、利益公開等加以規範  (何建志譯,1999a  )。美國雖無國家制訂的基因研究採樣受試倫理準則,但許多學校在發現研究人員進行實驗未準備同意書即停止經費補助。1996年印度人類遺傳學會公佈準則,在印度人類遺傳學會審議許可之前,禁止運送整個血液、細胞株、DNA、骨骼、與化石標本至國外(李文昭譯,1999)。

  原住民人體基因之研究開發與基因專利

  在現代醫療的主流價值之下,或許呼籲研究者尊重原住民傳統信仰或人格權是單純的倫理問題;但若牽扯到基因專利,則研究者與原住民之間就必須正視背後蘊藏的利益。基因專利的問題在許多國家都造成極大的爭議,一些國家認為基因是自然存在,故應該是發現而非發明,所以無專利權;另外一些國家則認為基因組的研究開發需要專業支援,若無機構加以研究進行必無法獲得成果,故應是發明並應帶有專利權。就算是同一國家亦隨者執法者自由心證而對於不同案例有不同結果:其中最著名的負面案例是摩爾案。1985年美國一白血病病患約翰摩爾(John Moore)的醫生在治療的過程中利用他的組織製成細胞株,實驗證明有抗癌的研發潛力,並研發藥品獲得極高的商業利益。摩爾提出侵權訴訟,加州最高法院判決一旦病患同意進行手術與接受取樣檢驗,即視同拋棄對身體組織的所有權。唯治療的醫生在未盡到告知摩爾先生將有商業開發,而被判處民事賠償。

  1993年,美國國家衛生總署(NIH,相當於我國的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者發現從巴拿馬瓜密印地安(Guaymi Indians)婦女身上抽取的血液樣本帶有特殊病毒,能刺激抗體的產生。研究人員除採集血液樣本外,更培養細胞株,並進一步申請專利。此舉引起瓜密民族議會強烈抗議後,此專利權才被取消。

  巴布亞新幾內亞的Hagahai部落約二十餘年前因為族內感染不明疾病向外求援,才與外界接觸。NIH的研究者在給予支援後發現該部落之成員在感染了與愛滋病病毒(HIV)相似的人類T淋巴球病毒(HTLV-1)後,會產生特異性抗體;研究者懷疑該族群基因可能為治療愛滋提供線索,同樣的製成細胞株並申請專利。1995年3月美國專利局核發取自於Hagahai族的感染HTLV-1細胞株專利給NIH,成為第一個源自於部落的人類細胞株專利。南太平洋島國對美國以科學霸權強佔弱勢原住民權益的作風大為憤慨,合寫一份公報將其屬地訂為「無專利區」(李文昭譯,1999)。經過了一年半的爭訟之後,NIH終於放棄了該專利(Lehrman S, 1996)。

  美國Navajo印地安族群有高比例的糖尿病發生率,主動請求研究單位抽血調查,十餘年來未見成效,卻發現該族群的細胞株在未知會當事人同意之下在各實驗室中公開交換販賣。雖然Navajo細胞株未被專利化,但是未告知卻被商品化亦需加以檢討。最嚴重的傳聞則是某一國際生物技術公司與菲律賓一位婦女簽約,將其細胞專利,並規定該婦女在未獲同意之前不能懷孕,因為懷孕等同複製細胞株,唯恐其懷孕後產生的後代被其他生技公司申請細胞株專利,將危害該公司的細胞株的單一性。

  由多國共同資助,於十年前展開的「人類基因組計畫」,其任務是在尋求破解人類遺傳之謎,並將資訊自由公開使用。但在過去兩年,民間的生物科技公司也加入競爭,並爭相把他們認為有利可圖的基因解密資訊申請專利。這些生物科技公司已經提出成千上萬件專利申請案。這種人類基因的競逐將導致基因之管理與使用權終將落入私人之手,其目的在讓投資股東獲得最大利益,而非對醫療健康的關切。從1981至1995年間,全世界共授與1175件人類DNA相關專利,其中3/4為私人擁有。美國商標專利局至今共通過六千個基因的專利,其中超過一千個是人類基因。

  2000年3月14日美國總統柯林頓與英國首相布萊爾發表聯合聲明,人類基因序列及其衍生性研究的原始資料應該開放給全世界的科學家,國際生物科技公司股價狂跌。柯林頓表示:「我們應該確保人類基因的研究成果不該以金錢衡量,而是以人類生活水準是否會更好來衡量。」。雖然聲明中指出基因序列的「原始資料」應該公開,但「以基因為基礎的發明」應該受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為此生化科技類股卻飽受震撼。

  同年6月25日柯林頓及布萊爾與美、英、日本、德國、法國及中國大陸的科學家共同宣布歷時十年的「人類基因組計畫」-人體基因排序草圖已經完成,官方贊助的「人類基因組計畫」與民營瑟雷拉基因公司(Celera Genomics)也承諾,將共同發布人類基因定序研究成果。法國方面堅持,人類基因組序列應當列為全人類共有的公共資產,讓所有人均可自由取用原始資訊,且不得由任何謀求商業利益的個人或團體據為專屬之物。在人類基因組序列完成初步定序的消息曝光後,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多數反對基因密碼申請專利。據時代雜誌針對一千二百一十八名美國成人進行民意調查,約三分之二的美國民眾反對為了商業用途而賦予人類基因密碼專利權。

  但真正疾病基因專利權的挑戰才正式展開。國際生物科技公司為追求更高的利益,嘗試推動制訂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法來保護生物基因的市場利益。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國際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組織(GATT)中就已討論有關制訂智慧財產權方面的國際協定,WTO推動的「貿易相關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中傾向對於生物開發之技術與生物體(基因、細胞株)立法保護。

  國內原住民人體基因研究之倫理爭議

  台灣學界於90年代初期開始對於台灣境內原住民進行遺傳基因研究;在對於人類起源與遷徙議題曾進行「台灣與東南亞南島族群的血緣暨文化類緣關係」之計畫,對於基因多樣性與疾病不同感受性的相關研究亦積極投入。從「醫學期刊總索引」(Medline)上以Taiwan  Aborigines為關鍵字搜尋,可以搜尋出61篇醫學論文,其中內容包括基因研究者約略一半。除了國內學術界的研究外,日本亦持續日據時代對台灣族群研究的傳統,1991年起有計畫的以台東為基地採取台灣原住民的血液總計900餘隻,帶回日本並製成細胞株(Jin F, 1992, Jin F et al, 1995)。近年國外研究單位亦藉由交換檢體的方式獲得台灣原住民基因,並得到卓越的學術成績(Chu et al, 1998)(Melton et al, 1998)。

  然而綜觀台灣原住民族遺傳基因研究的學術成就,有以下數點值得反省:

  1.條碼化:大多數的基因研究人員不必進入部落直接面對原住民,僅需待在實驗室中認識試管上的條碼,造成研究人員未能確實了解原住民,就能於學術期刊上發表原住民祖先的遷移史,造成資料解釋的謬誤。

  2.泛原住民化:研究人員對於原住民社會文化不夠熟悉,往往將抽得的一個部落實驗結果擴大解釋成台灣原住民共有的現象,忽略台灣原住民族不同族群之間的高度多樣性。比如研究人員採取太魯閣地區原住民族檢體送至國外實驗,但在共同論文寫作時即以偏蓋全的聲稱檢體代表泰雅族群(Scheltinga et al, 2000)。

  3.研究好大喜功:基因研究單位對原住民部落未盡瞭解,在未深入瞭解當地文化變遷、生態環境差異、現代社會適應等基本資訊之前即自行預設題目,採檢實驗。比如醫界未深入了解即推斷原住民不易得愛滋病,對大眾媒體宣稱「台灣原住民具有抗愛滋基因」,公開呼籲政府補助大量研究經費,欲採取大量原住民血液進行研究(孔吉文等,1999)。

  4.未做到知情的同意:研究過程中未與部落充分溝通,取得部落及個人的同意;甚至利用義診的名義或利用教會的介紹,未告知將進行醫學研究即進行採檢,忽略原住民同胞知的權利。亦有醫療單位藉由配合疾病盛行率調查抽取檢體卻進行與調查無關的基因多樣性研究,而醫療行政單位、部落民眾毫無所知。比如中部某醫院接受衛生署委託,進行山地鄉肝病篩檢計劃,卻將收集得到的布農族檢體進行與肝病無關的血管緊縮素轉化脢基因多型性研究(樂國柱,1999)。

  5.各自為政:研究單位間未有效的整合,往往一個研究單位認為某某題目值得做,未知會相關主管單位即逕行抽血;隔日另一研究單位為另一研究題目又來抽血。一方面醫療與行政主管機關未能有效的整合協調研究單位對原住民基因研究計劃之申請與執行。一方面研究單位間惡性競爭,將原住民血液檢體視為各自的研究資產,不願意與其他研究單位資源共享、資訊公開。曾發現針對一個相同的研究題目,五個研究單位各自抽取原住民檢體並各自進行實驗。(調查局,2000)

  6.污名報導:研究人員與媒體對大眾公布研究結果時過渡強調基因研究的成效,造成社會大眾加深原住民罹患特殊疾病是族群基因造成的刻板印象,許多部落被冠上「痛風村」、「酗酒村」的污名。比如一個在漢人家庭中亦可發現的「次嘌呤鳥糞嘌呤磷核基核甘酸轉換脢」(HPRT)基因突變,發病時會有痛風的併發症;但是當研究人員僅發現一例原住民痛風家族病因是該基因缺陷引起時,卻被媒體渲染為「發現原住民痛風基因」(Chang et al, 1999)。

  7.跨國採樣:國外研究團隊與國內醫療單位配合,進入原住民部落採血。一些國外研究團隊受限於該國法律,需要填具受試者同意書始得進行採檢。同時也有撿便宜的國外研究團隊,知道國內沒有關於基因採檢受試同意書的規定,就省略準備基因採檢受試同意書,以避免麻煩;將來發表論文時以檢體來源來自當地研究單位,即不需受該國法律審核。國內研究人員在國內無法的狀況下,自然不知道跨國採樣需向被採樣國衛生當局報備、並需簽署基因採檢受試同意書,已開始進行跨國採樣。菲律賓巴丹島原住民即曾被國內某教會醫院以義診名義採取檢體進行基因研究。

  國內雖然沒有相關的法律管制基因採檢與試驗,但國內基因研究並不會等待法律的制訂。尤其後基因組時代的來臨,國內基因研究人員更急切於積極追求成果,與國外發展並駕齊驅;在此時,國內的原住民又肩負了國內基因研究發展的重擔。2000年7月4日,在基因組藍圖初步解碼的新聞披露後9日,中研院院士會議生物組決議建議政府成立「台灣人群基因庫」,一方面作為醫學研究的基礎,一方面釐清人種和語言的多樣化。莊明哲院士提出藉由冰島基因資料庫建立經驗指出,希望國內亦能建立類似的族群基因資料庫。陳建仁院士亦強調,台灣族群複雜,有九族、閩南和客家等族群,而全球華人與歐洲人也有明顯差異,這都需要靠基因庫來區隔彼此差異,同時也有助於有關「南島語系」的歷史文化研究。彭汪嘉康院士亦希望藉由族群基因資料庫的建立,能釐清種族之間的關係。但是前基因醫藥衛生尖端研究計畫召集人、中研院院士伍焜玉亦表示,建立人群基因庫,最好做疾病研究就好,不要碰種族的議題,否則可能引起政治糾紛。會中裁示將院士提議,送交全院士會議中進行討論,並於年底召開全國大型基因研討會,評估能否由中研院出面邀請國內相關大學、國家衛生研究院及國外研究單位,一起合作建立台灣人群基因資料庫(陳世財,2000)。

  依照前文所述,利用不同族群的遺傳資料進行族群遺傳或疾病基因的研究有完全不同的策略。研究族群遺傳需要檢體之間三代無血緣關係,而研究疾病基因需要完整的家譜與罹病資料,所以不可能建立一種基因資料庫能滿足兩種需求。為研究台灣種族的歧異度,所收集的檢體可能對於研究國人特有的肝癌、鼻咽癌等疾病的遺傳成因無直接的幫助。冰島的人種長期隔離且單純,所以沒有必要成立以族群遺傳為目標的族群基因資料庫;而冰島全國人口不到28萬,且自1915年開始就將全國個人醫療資料建檔,到現在不論是完整的族譜資料可提供複雜疾病的致病遺傳機制研究,長時間的健康與疾病資料更可提供流行病學世代及縱斷研究之用。冰島政府與生技公司(deCODE)簽約發展的全國基因資料庫考量的不是種族,而是公共利益與個人資訊自主權。尤有甚者冰島政府與生技公司簽約時同時附帶條件-冰島政府將免費享用冰島基因資料庫所發展出的各項數據(何建志,1999b)。國內醫療資訊資料系統性的建立始於全民健保,但自民國86年才開始,並且由健保輸入的資訊碼無法串連建立家族罹病模式,所以無法有效的利用於疾病基因研究。因此,族群基因資料庫的建立恐怕只有族群遺傳學上研究南島語族起源遷徙與法醫人類學、親子鑑定之用。

  其實國內許多研究單位皆已著手進行基因或細胞株資料庫的建立,而每一個資料庫的設計,或多或少都與族群研究有關。其中「國家衛生研究院細胞庫」於87年  8月18日正式於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掛牌成立,服務對象為全國研究單位。其成立宗旨包括為了防範時代變遷後原住民混血日益嚴重,保存國內原住民與其他種族之基因種源,將以EB病毒轉型方式製成細胞株,作為區域種源庫之基本收藏,以及時維護國人之基因種源。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也已建立疾病與族群細胞株資料庫,共7萬株存放,但以疾病為多(陳靜雲,2000)。另一方面根據屏東基督教醫院與高雄醫學大學初步觀察,認為國內原住民沒有因罹患愛滋病身亡的病例,推斷原住民可能因為某種基因突變不易感染愛滋病毒,希望蒐集四萬名原住民檢體證實此假說(孔吉文等,1999)。在民國89年6月7日法務部調查局召開「DNA多型性分析鑑識運用研討會」的論文發表中,亦可發現最少有五個不同單位各自建立自己的台灣族群資料庫。中研院院士會議討論成立全國人種資料庫的會場上,院士吳成文指出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和成大等單位已經開始嘗試收集資料,建立國人基因資料庫。在已進行的檢體收集過程中,大部份的研究人員未注意到被研究族群與個人知的權利。研究單位絕少與部落溝通,更遑論取得部落及個人知情的同意;甚至利用義診的名義或利用教會的介紹,未告知將進行醫學研究即進行採檢(陳叔倬,1997)。

  在中研院院士會議中提出建立國人人種基因資料庫的同時,莊哲彥院士亦提出必須先解除倫理和法律層面的疑慮,待社會大眾有共識後再執行。執行者也必須透過教育單位,向社會大眾說明基因研究的意義,以及對人類健康的貢獻。中研院院士、基因醫藥衛生尖端研究計畫召集人陳定信說,一定要先解決保障隱私的問題,才能考慮要不要做基因資料庫。台大哲學系教授孫效智指出,科技發展的最大問題就是民眾聽不懂專業術語,國內進行基因研究,專家必須要用一般人聽得懂的話,廣開公聽會向大眾解釋。尤其,若要建立人群基因庫,一定要開公聽會尋求由下而上的共識,因為基因資訊關乎公共利益,也涉及隱私;建立人群基因資料庫涉及的主要倫理是被蒐集資料的當事人是否知情的同意,同時亦需擔保法律與契約,將來基因研究獲致的經濟利益歸於基因提供者等(陳世財,2000)。

  國內至今仍未有任何有關基因或細胞株的專利申請案件,一方面是國內研究單位仍未能確實尋找出新的基因,但以往國內單純的學術研究並不保證往後亦僅止於研究:1999年立法院通過科學技術基本法,國內學術研究單位研發的技術可以轉移給業界。中央研究院目前技術轉移給產業界的個案約20多件,其中七成屬於生物科技產業,有關基因研究的技術轉移個案更佔一半以上,總金額含股價超過兩億餘元(黃白雪等,2000)。並且隨著人類基因組序列的解密之後,許多國際生物技術公司預計在台灣創立亞洲分公司;比如「和桐化學」和統一企業將共同成立亞洲瑟雷拉公司,將美國瑟雷拉公司(Celera  Genomics)的技術移轉回台灣(謝柏宏,2000)。瑟雷拉公司即是共同發表人類基因定序的美國生物科技公司,也是現今提出最多基因專利的私人公司。

  由此可知研究單位亦開始檢討基因研究過程之中所需注意的研究倫理,並希望能藉由邀集大眾及各族群代表共同討論,減低國人的疑慮。除了能拉近研究人員與族群民眾之間對於基因研究的認知差距之外,更可協助研究人員確實瞭解族群基本狀況,增進資料庫的真實性。然而,在國內最高學術單位逐漸重視原住民權益、審慎評估是否需要建立族群資料庫之際,國內刑事鑑識單位卻早一步的藉由「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立法的通過,戕害原住民對於本身基因隱私的權利。

  去氧核糖核酸採樣條例是因為性犯罪人大多為累犯,多先犯較輕的妨害風化猥褻等案,後犯強盜強姦或姦殺命案,因此建立性犯罪人DNA資料庫將可避免連續強暴案之發生。所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七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全國性侵害加害人之檔案資料。前項檔案資料之內容,應包含指紋,去氧核糖核酸比對;其管理及使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民國88年2月3日內政部提出「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立法通過,民國89年2月3日正式實施;同時「去氧核糖核酸條例施行細則」於民國89年7月18日公佈施行。

  為了能確實掌握性犯罪案件是否是累犯所為,除了將性犯罪人的DNA建檔之外,還需建立DNA人口統計資料庫以供統計比對。又由於犯案人的族群屬性不同,所以要建立不同族群的DNA資料庫(何美瑩譯,1999)。

  基於同樣的理念,世界各國皆有類似的犯罪DNA鑑識資料庫,包括美國、德國、英國、挪威、芬蘭、丹麥和比利時;加拿大亦在最近2000年7月5日成立。但在以上或因境內種族單純,無建立DNA人口統計資料庫的必要;或因原本就注重研究的隱私與權益問題,所以在建立DNA人口統計資料庫時並無太大爭議。反觀國內因族群分佈複雜,且過去對於研究倫理的隱私與權益問題不太重視,在建立DNA人口統計資料庫時即不尊重原住民人權。在條例第二條與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去氧核糖核酸採樣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這是片面保障國家機器能強制進行原住民血液標本採樣的法源依據。但在條例第六到第八條與施行細則第六到第十一條中只有規定採取性犯罪嫌疑人必須經過的程序、必須的紀錄、書面通知書與證明書等,雖有防止檢體混淆之功能,卻也相當的保障了性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反觀條例或施行細則中卻無任何規定關於建立DNA人口統計資料庫所必須注重的細節,僅在條例第十條規定「去氧核糖核酸採樣,應依醫學上認可之程序及方法行之,並應注意被採樣人之身體及名譽」。但綜觀國內醫療法與施行細則,只有針對人體試驗有明文規定對於申請人體試驗的審議過程,與必須附上書面同意書的內容;對於研究採檢未有任何規範。是以可以發現國內某鑑識單位至國內以辦理原住民教育聞名的某護校,召集原住民學生進行口腔拭紙採取細胞的情形發生。

  在此還僅止於論及原住民如何協助國家防治性犯罪,未論及原住民對於自身基因資訊的自決權。資訊自決權與隱私權係指每個人基本上有權利自行決定,是否將個人資料交付與供利用;詳言之,係指自覺之想法所得之個人權限,何時與於何種界限內公開個人資訊之權(李震山,2000a)。就人性尊嚴之憲法基本精神來看,立法確立建立DNA人口統計資料庫的適法性,卻未規定建立資料庫時如何保障被採檢人的基因資訊自決權與隱私權,就已經涉及侵害基本人權。國家不能把人民只是當成其作用中之一種工具、手段或物品,當一個具體的個人被眨抑成為客體,僅被當成工具或可代替的數據時,人的尊嚴已遭損害(李震山,2000b)。美、德、日、法、奧地利、冰島、挪威、丹麥、盧森堡、紐西蘭、以色列及匈牙利等國家均制定有保護個人資料隱私權之專法;我國關於隱私權保護之立法,原無統一之概念和專法,顯示我國法律中尚未有具體一致的隱私權概念;直到民國84年通過「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第一款之規定:「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健康、病歷、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對於個人資料之違法蒐集﹑使用﹑破壞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均定有刑罰之規定(詹文凱,1997),但對於電腦以外的資訊保護法仍欠缺。

  歸結以上對於資訊自決權與隱私權的觀點,可發現其核心精神有三:一是國家應保障個人的自身資訊控制權能自主使用、二是國家應保障個人之自身資訊隱私不為侵犯、三是資訊之使用應受嚴格、具目的的限制(許文義,2000)。因此原住民族群面對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應有要求鑑識單位明確告知採檢目的、自主決定是否願意參與、且要求不得用作建立鑑識科學資料庫以外其他用途之權力。

  保障原住民人體基因資源可能之立法策略

  1.擴大人體試驗相關規章的解釋範圍、增訂基因採樣受試專門條文、並增設鑑識醫學審議小組

  現行對於被研究者的保障,最完整的算是針對人體試驗的相關審議措施。醫療法第七十三條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執行任務包括人體試驗之審議事項。醫療法第七十五條規定醫事審議委員會應有三分之一以上委員為法律專家及社會人士,以非醫學人事參與,保障一般大眾權益。醫療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一、五十二條中對於人體試驗之施行有更詳細的規訂,包括執行人體試驗限定於教學醫院,需先經過院內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後向衛生署提出申請,申請書中包括試驗主題、目的、方法、可能傷害及受試驗者書面同意書等,待醫事審議委員會中的人體試驗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始得實施。現行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下有人體試驗審議小組、醫療糾紛審議小組、及醫療資源審議小組,足見國內對於人體試驗審議的小心謹慎。人體試驗屬於直接影響人體的侵入性研究,所以嚴密的審核有其必要;相對的研究採檢因為侵入人體的程度不嚴重,無直接的傷害性,衛生單位在未思考到基因採樣受試亦需等量規範下,至今未加以規範。如能於人體試驗審議小組,或是更高層的醫事審議委員會提出人體試驗規章擴大解釋,或於醫療法施行細則增訂規範基因採樣受試專門條文,可即時對於基因採樣受試加以規範。依醫療法第七十三條醫事審議委員會執行任務亦包括關於司法或檢察機關委託鑑定事項,可進一步成立鑑識醫學審議小組,專責審議鑑識科學的採樣及執行,以避免鑑識單位對原住民人權的繼續侵害。

  2.「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施行細則、與相關原住民主體性法律制訂

  對原住民族群集體權之保障,最直接且快速的方式是制訂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法律。國內自10年前有「原住民族保障法」立法之推動,但鑑於當時國內政治生態與國際主流價值無法配合而延宕。近年因為政治局勢的改變,國際上對於多元文化、自主管理等概念持續蓬勃發展,使得再提出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法律成為可行。民國87年通過的「原住民族教育法」即是原住民主體性法律制訂的先聲。然而國家對於原住民族群發展仍缺乏整體考量,於是民國89年原住民立委蔡中涵召集原住民代表與專家學者研議,提出「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案」,以做為國家往後整體施政的依據;現正送入立法院審議中。其中第五十四條:「國家或私人於原住民族獲取生態資源與生物多樣性及基因資源之有關研究、知識及其應用,應告知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訂立醫療倫理公約,並使原住民集體及個人公平分享其產生之利益。」若此法立法通過,則原住民得以據此制訂施行細則或相關原住民主體性法律,保障原住民個人權及族群集體權。

3.制訂「基因研究受試同意書制」、「基因科技管制法」、或「基因隱私法」

  研究基因科技的主要國家多有「基因科技管制法」、「遺傳資源管理法」、「生物安全法」等法案,美國甚至提出「基因隱私法」草案(何建志譯,2000)但台灣對於基因科技相關法律的制訂,仍付之闕如;比如新版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已把「隱私權」列為法律保護的人格權之一,但這種零星、局部的法律規範已無法提供足夠的保障,應該考慮設立基因科技專法以因應。今年7月26日國科會「基因重組實驗準則新版草案」,其中雖規定各研究執行單位必須成立「基因重組實驗安全委員會」,但條文多著重於技術方面之規範,對於知情同意、資訊自決、隱私等權利保障皆未列入。今年9月30日,「基因醫藥衛生尖端研究計畫」中法律、倫理、與社會影響召開主持人會議,與會者有極高的共識將積極投入基因科技專法的制訂。首先推動的是「基因研究受試同意書制」。衛生署醫政處官員指出,曾接獲許多國外研究機構請求,希望進行跨國採樣,進行基因研究;國外研究機構在提出請求時,都附上「基因研究受試同意書」,徵得提供血樣當事人的同意。反觀國內醫學界採集血樣進行基因科技研究時,卻未檢附捐贈者同意書。會中決議主動邀集衛生署、醫學界和法律界學者討論研商後,決定共同推動「基因研究受試同意書」制度,研擬制定適合台灣社會環境的同意書,供醫學界參考。而制訂的法律非僅規範衛生署業務範圍,舉凡國科會、農委會、經濟部、內政部之執行業務若有相關亦受基因科技相關法律的規範。

4.成立國家級研究倫理委員會

  除了立法保障之外,建立制度化的公權力審議制度亦能隨時監督、避免侵權事例發生;甚至運行良好的公權力審議制度比空有法律卻無配套措施來的落實。加拿大的研究倫理委員會:「三理事會政策宣言:涉及人類研究之倫理指導」的發展即是非常好的例子。民國88年11月30日原住民立委召開「試管中的原住民」公聽會,關切原住民基因研究的倫理與專利問題。會中認為立法不僅緩不濟急,且可能成效不彰;於是建請原住民立委可於審查生物醫學研究主管單位(中研院、國科會、衛生署等)年度預算時提出附帶條件,要求研究審核單位於審核各研究執行單位提出有關原住民基因研究計畫申請時,同時審查該研究案是否已通過申請單位之研究倫理委員會核可,並知會原住民事務主管單位,才能通過該計劃申請案。同時推動成立國家級研究倫理委員會,統籌審理國內研究案之倫理事項。

  台灣原住民族群基因研究之認知差異與倫理爭議

  為有效提升基因研究發展成果,並藉此厚植生物醫學科技的基礎,1996年開始,國科會與衛生署共同推動「基因醫藥衛生尖端研究」。尖端研究的規畫學者指出:鑑於生物科技的進步雖然一方面提供人類社會巨大的福利,但在另一方面,因其對身體、健康,甚至對生命創生過程之直接干預能力,形成對人類文明價值、社會秩序、倫理觀念、法律體制等各領域之重大挑戰,甚至改變決定人類世界之生產結構與權力支配關係。為求理解因應生命科技對倫理、法律與社會的挑戰,避免重覆類似自動機器或核能對環境生態之破壞過程,規劃「倫理、法律、及社會影響組」,鼓勵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長期投入以基因科技為焦點的跨領域研究,並培養對社會、倫理與法律問題(不限於基因或生命科技)具有批判反思能力的基本知識社群與機構,建立與國際相關學術社群之溝通聯繫管道。

  慈濟大學位居花東原住民聚居地,長期從事原住民社區醫療服務,並透過「原住民健康研究所」與「人類學研究所」的設立,希望對於原住民社區健康與族群文化能有所助益。但校內同仁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原住民對於疾病健康認知與醫療人員有顯著之差異,更發現原住民各族群對基因研究必要的抽血已有明顯的存疑或排斥現象。慈濟大學副校長兼醫學院院長賴其萬因而提出「台灣原住民族基因研究的認知差異與倫理爭議」研究計畫,希望以文獻收集、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會、問卷調查等方式,深入探討在原住民族群進行基因研究時可能涉及的倫理問題。研究內容包括:一、探討原住民對於繁衍的傳統知識及對現代基因研究的態度與反應。二、探討研究單位對於原住民的印象與設計進行原住民基因研究的想法。三、檢視過去台灣原住民基因研究的過程、結果及造成的社會影響及倫理爭議。四、建立國內外族群基因研究的社會影響、倫理爭議、基因專利等相關議題文獻資料庫。此計畫已獲得國科會的研究補助,並已得到許多原住民朋友的支持與參與,甚至主導本研究案的進行。希望原住民同胞能多多參與,提供自己對原住民族基因研究的想法,作為原住民對外界表達心聲的管道,或可成為將來政府施政、立法的依據。希望藉由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雙方的互動,減低原住民對研究污染逐漸顯著的抗拒,提升基因研究對原住民及學界雙方正面的意義,達到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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