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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靈之邦

達悟民族宣示「自治」後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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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曼.藍波安


  達悟民族推動「民族自治」的核心成員體認到民族的生存環境遭受到空前未有的破壞,固有的基本權益被剝奪,海洋文化迅逝,在今年的五月二十四日主動出擊的向上任執政不到五天的新政府宣告「蘭嶼的希望在自治」,表達達悟民族實質的追求。

當達悟民族宣示「自治」的訊息被傳開後,被「解讀」、「解構」的面向是達悟族究竟否有整體能力「自治」?如此之思考是徹底懷疑達悟族在現代文明社會複雜 網路裡的「自治」的實力。蘭嶼被納入以漢族為主軸的政經,社會文化網路體系後的五十餘年來,被台灣政府培育的少是教育人才,長久以來一直是服務於「愚民政 策」下所需求的「以番治番」、「少說話,多喝酒」的「奴才」行徑(包括為數眾多的原住民知識分子)。換言之,就「人才」來論,達悟族是零。縱然符合現代文 明社會機制所需求的人才是「零」個,但符合為民族命運奮鬥的「奴才」很多,而這些「奴才」比那些「人才」在民族的運動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及不可抹滅的 苦勞。這些「奴才」要求新政府實現蘭嶼「自治」,決不是建立在達悟族已有展開民族自治「成熟」的現實條件,也不是因為「新政府與原住民的新夥伴關係」而盲 目的起舞;更不是對新政府企圖建構新的「施捨希望」對象。

蘭嶼島在1950年代初起,國民政府以「國防用地」之名目搶收佔用島上四周 少有的平地建築軍營、監獄、行政統轄機構等;因為是「國防用地」是故無須經過島上住民的許可,當然甭說有一角的補賞。之後台灣社會惡物如黑道、白道之徒如 垃圾般的丟棄在我們的島嶼,令我們女性同胞在精神上受到重度傷害與肉體上的煎熬。

1960年,因台灣高層統治者的一句話,說「我的國家怎麼還有野蠻人住在地洞」而把我們的傳統屋夷為平地,一家人因此擠在空間僅十坪大的火柴盒國宅。

1967年蘭嶼島被開放觀光,我們無奈地成為觀光客鏡頭下被追蹤的「獵物」,我們傳統的祭典儀式被扭曲為「野蠻人的奇風異俗」而不是高度發展的海洋文化內容。其次,外來財團利用我們的土地投資最低的金錢消費踐踏我們所有的原始集體資產獲取暴利而無須對我們付費與負責?

1980年初,文明人類的惡物,世紀之毒-核能廢料丟棄在我們的家,我們何罪之有?遭到漢族政府欺滅?

1980年中期,小蘭嶼作為台東志航空軍基地炸射的靶場,三、四年炸的面目全非,魚類滅亡,也炸碎了達悟人的心。今日小蘭嶼海域仍有一些空軍飛機發射未爆的彈藥。

1986年後,蘭嶼島已被台灣政府破壞殆盡後,又設法建立台灣第五座「國家公園」,這是政府第一次問我們要不要的案例。然而,不幸的事件依然接踵而來, 台灣的近洋漁船來到蘭嶼島的四周毒魚、炸魚、珊瑚船在100米到200米的海底間捕撈紅珊瑚、白珊瑚。達悟人眼睜睜的看著台灣人帶走無數的財富卻留下難以 復原的海底生態給我們。

綜合以上的具體事件,就是達悟族被迫走向滅絕的深淵,如今民族的集體厄運仍在延續,這就是我們要求「民族自 治」有利的線索。因此宣示「民族自治」的運動不是在等待「時機的成熟」才行動,不是在等待本民族各項專業的「人才出爐」後才來實踐,不是在等待民族的社會 組織完全解體後才捕風捉影,不是在檢視新政府的民族政策、人權政策,道德良心:而是深刻體認到漢人政府的瞞酣,不改變其一貫的同化政策,苛求我們遵循優勢 族群的價值標準,所以我們要求「民族自治」是「要求」台灣政府還給達悟族五十多年以來被剝奪的權益,如自然主權、人權…等。這是推動「民族自治」核心成員 的宗旨。

如此之思維並非只有筆者才有的,而是本民族「被殖民」的集體感受;如同五十多年以前,日本殖民台灣期間閩客藉的知識分子的體認是等同的。

五月二十五日推動「民族自治」的成員「載譽歸國」後,島上的族人首先面臨的衝擊是漢字的「自治」是捨意義?推動成員如何解釋「自治」?一般識字的族人對於「自治」平面理解又南轅撤,牛頭不對馬嘴的爭論,豈可避免?。

筆者初步的結論是,我們的語言沒有現代政治意涵所言的「自治」詞彙,但在文化的內容卻早已日日表現「自治」的行為。傳統達悟民族的自治內容是,海洋象徵 國家、飛魚象徵執行海洋的業務;海洋提供人所需的食物,此食物在達悟社會組織的積極意義是平均分享;也就沒有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階級制度。

一般識字的族人,從漢字的表面解讀「自治」的意義是-「自己治療自己」轉譯為「獨立」;此獨立非彼獨立,轉譯為「自生自滅」。有這種觀念的族人有非常模糊的現代「國家」概念,潛在的奴隸性格強烈,不需要任何的改變;把未來的命運完全寄託在「國家」政策裡。

1967蘭嶼開放觀光、開元港碼頭正是起用,1969成立蘭嶼國中,1970開放蘭嶼航空線;觀光客大量湧進,視野突然膨脹,族人初期的判斷是「他族憂、我族劣」之二元論。

1980年後大眾平面媒體大肆報導「漢族憂、達悟族劣」,如此之主觀報導驗證了族人與漢人早期接觸的結論,給于當時的青少年埋下自卑的種子。學校一言堂 的制式教育不符合大半青少年的需求而紛紛的湧入台灣的勞力市場謀生。二十幾年以來,這些同胞成為島上過客,成為達悟民族的邊緣人,同時亦為台灣社會邊緣中 的邊緣族群。當這一群的族人聽聞「蘭嶼的希望在自治」時,喜憂參半,表示在其思考「民族問題」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浮現了「我族」的主體意識,這是長久以來 投入台灣的勞力市場之後,第一次感覺到達悟民族在主流的社會裡勇敢宣示「我要什麼!」的無限驕傲而非被動的懇求漢人政府施捨一絲恩惠的救濟感。在「我 族」、「他族」皆是邊緣人的無奈角色,「民族自治」的雷聲因而鈕動了其固有的自信本質,蒸發了心中自卑的符咒;然而,憂慮的是,何謂「自治?」達悟族沒有 「自治」的語彙,又不瞭解漢字裡「自治」的實質意義及堆動小組所「要求」的自治本質。雙邊皆是邊緣人,如漂泊的遊子心魂徘徊在「似迎還拒」的矛盾情境。

一八九八年以前,我們自稱達悟,達悟人的島稱人類的島嶼;一八九八年以後,日本人稱我們為耶眉、亞眉、亞米、雅美(屬於生番族),稱我們的島為紅頭嶼; 一九四七年的一月二十九日,漢人稱我們山地山胞(屬於生番同胞、完全沒有煮熟的地瓜),我們的島嶼又因為在世界蘭花展榮獲第三名,所以把「紅虫很多的島 嶼」(因為漢人非常怕紅虫)更名為「蘭花的島嶼」(因為蘭花遠比達悟人在國際的政治舞台上來的有價值;況且當時的國民黨如惡靈般的被共產黨從大陸驅除出 境,仇恨未消的同時,欣賞蘭花撫慰與我無干的殤痕,有何不可呢;但國民黨失敗的仇恨卻換來我們台灣原住民族滅絕的代價。)稱-蘭嶼鄉。

從以上地名沿革,我們原來的島名相繼在兩個不同民族的統治下有不同的稱謂與意義。總的來說,島上所有的地名包括達悟人的名字全是外來異族依據其方便記憶所為,而背後潛藏的政治意義是地名人名徹底漢族化,這是漢族政府最噁心的滅族伎倆。

島上達悟人內部的矛盾,內部的分裂,傳統文化結構的解體即是從漢字背後建構的知識論潛入族人的思維網路後,開始了傳統與現代、芋頭與稻米、瓦斯與木材的內戰。

老人問,何謂「自治」?推動小組成員簡單解釋說,依據我們的需要、依據我們的設計、依據我們的習慣,…總之,就是要回到我們以前自己做主人的時代。六十 歲了以上的老人聽到如此解釋「民族自治」的基本定義時,除了表示很贊同外,所有的老人口徑一致怨言說,漢人眼裡只有錢,只破壞,台灣來的船在我們的島嶼不 斷的炸魚、毒魚;炸的我們的心都痛了,炸的沿岸礁區的魚都死的精光了。他們直接感受民族文化喪失的痛苦,感受台灣政府一直是製造麻煩、衝突的根源,因而對 於「民族自治」懷有很大的期望。

  相對於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的,第一代受過番童教育的人洽是舊時代與新時代交替的見證人。見證固有文化 逐漸的逝去,新文化迅速主導下一代的思維。他們總是失去自信的說,政府要帶我們去哪兒就去那裡啊!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所擔憂的小事,如炸魚這件事,鄉 民代表說了幾萬變,台灣政府有聽我們一次嗎?所以「蘭嶼自治」啊!你們是在作夢。核能廢料給我們的回饋金在哪兒阿!快二十年了,那個錢在哪裡啊?台灣人很 聰明,我們比較笨。管他的,唉!為何是台灣統治我們呢?

四十歲以下的族人說,你們推動「自治」還不是為了下一次的選舉舖路。是不是? 問你們啦,「自治」以後錢從哪裡來?人才有嗎,我們。還好我們還有地瓜、芋頭可以吃,可是小孩子吃什麼呢。為了電費,為了瓦斯費什麼工作都做,哪有時間去 想什麼「自治區」的,也許你們搞自治區也許別人還給你們錢呢!我們這些沒念過書的人能幹什麼?你們的想法就是為了你們自己,有誰不瞭解你們的目的呢。你認 為我們蘭嶼要如何做?管他的。

你們為何不先通知所有的人?如果大家都有這樣的想法再去台北要求「自治」也不遲。都是你們這些「少數人」在搞鬼。

蘭嶼鄉長在「蘭嶼自治」座談會向與會的人士說明一件事情,說:「『自治』的消息傳開後,台灣有許多的旅台青年帶有恐嚇的語氣跟我說:『你敢自治的話就…』我是有一點害怕。所以,問題出在我們沒有做好溝通的工作。」

亞里斯多德《政治篇》裡有一段話,說:「有些人生來就是奴隸。」部落的嗜老說:「有些人生來就是服務於他的惰性。」而台灣原住民在國民黨時代有許的頭目 (少數的直接受益者)就是為統治者,為欺壓自己族人的兇手服務;是統治者的奴隸也是部落裡的頭目,使得部落裡的族人失去了傳統理性的判準。

部落長老多年以來身受傳統禮俗的薰濤,自然環境的淬鍊,其日常生活的表現是「自治」的行為,對於「民族自治」的需求是強烈的,其理性思考的泉源是建立在 人生下來就是為自己追求平等,在團體裡追求平均分享。相對於擺盪在舊傳統與新傳統的少數中生代以及輕視自己文化的,在都會受挫折的年輕人是冷漠多於熱情, 是諷刺多於支持;但從另一角度觀之,這階層的族人卻是最不信任漢人政府,名符其實的擺盪在潮間帶,隨波逐流製造「雜音」的一群人。

推動「民族自治」的成員明瞭少數製造「雜音」的族人所表達的意義,外表表現的「雜音」就是其內心蒸騰渴望「自治」盡快實現之徵兆,只是不知如何表現而已。

台灣光復後迄今,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原住民族在國家機器裡是必然的受害者,是優勢族群裡被定義為「劣等人」(gooks)。當這些人合理的為自己被 剝奪之固有權益爭取時,524當晚沒有一位從街頭運動出生取得執政的民進黨閣員表示意見,可是卻有很多的漢人理直氣狀的說:達悟人有能力「自治」?少數的 達悟人說:我們有「實力」?

推動「民族自治」的成員卻要堅持的走下去,為了民族的永續生存。